便要決斷，用一個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後便要信任。

二、振綱紀。近年來綱紀不肅，錯誤地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求全謂之“善處”。應該公道地進行刑賞予奪，而不曲循私情。

三、重詔令。近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有的竟十餘年猶未完成。檔案積壓，年月既久，失去時效，致使漏網的終於逃脫，而國法不得申張，這樣是非怎能明斷？賞罰如何得當？因此應敕下各司，辦事應嚴立限期，違者查參。

四、較名實。器械必須試用之後才知道利鈍，馬匹必須乘駕之後才知道駑良。現在用人卻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譭譽失實。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令吏部認真考課官員，使其名實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風俗侈靡，豪強兼併，賦役不均，官吏們耍弄詭奇花招，吃虧的還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盡心清理。

六、飾武備。精選將領邊吏，加強軍隊訓練，舉行大閱之禮，嚴申軍紀，注重武備，整飭戎事，國防自會鞏固。

我們不惜篇幅，列舉《陳六事疏》的大意，意在讓讀者更進一步瞭解張居正其人。作為一個胸懷大志的政治家，面對飄搖欲墜的大明帝國，是以怎樣的膽識和策略，謀劃他的變革事業的。

如果說那時的張居正由於朝中的複雜多變，而無力實施自己的改革計劃，那麼，今天這個時機已經來臨了。身處首輔兼皇帝老師雙重地位的他，藉助李太后和萬曆的宣告，順利地貫徹了當年他給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陳六事疏》，並一步步地實行著他的變革。

張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頓吏治。他認為當時朝廷奢賄成風，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於是他規定了嚴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貪官汙吏，採取“立賢無方，唯才是用”的原則。這一點，從他推舉重用戚繼光等名將，使多年擾攘不寧的北部邊疆和海域得以安定來看，當是很好的例證。

萬曆登基之初，由於土地的兼併，全國應當納稅的田畝數目不準。許多豪強大戶掠奪了農民的土地，賦稅卻仍要失地的農民負擔，造成大批的農民逃亡。於是，張居正下令在全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到萬曆八年，統計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7，013，976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賦稅收入也增加了。以至出現了：“自正德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的效果。

張居正推行的改革勢如破竹，戰果輝煌。萬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起來，摺合成銀兩，分攤在田畝上，按田畝數量交稅，實行賦稅制度的大改革。同時，在水利、邊防等方面也做了極大的革新。

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10年，即1572到1582年，是明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10年。北方的“虜患”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國家的府庫日見充實，這些超出預計的成就，凝聚了張居正無數的心血。這一點，年輕的萬曆皇帝是心中有數的，他以實際行動感激這位先生用鐵的手腕賦予這個帝國的繁榮富強。當張先生偶感腹痛，年輕的皇帝便親手調製椒湯麵給先生食用。就連名位顯赫的李太后對張先生也倍加感激，言聽計從。這位李太后是一個虔誠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準備用自己的積蓄修築涿州娘娘廟，後來聽從了張居正的勸告，把這筆錢改用於修建北京城外的橋樑。萬曆大婚時，張居正因為父喪在內閣“青衣角帶”守制喪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間，不準參予皇帝的一切吉禮。但李太后卻不避忌諱，定要讓張居正暫易吉服主持萬曆的婚禮。這種既違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對於一個在封建社會中篤信佛教的婦人來說，沒有對張居正的無比信任，是絕對做不到的。有好幾次，李太后想在秋決前舉行大赦，但張居正堅持以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棄原來的意圖……

從歷史的角度看，張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張出於維護大明王朝統治的目的，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又不可避免地觸動了一些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欠缺豁達寬容的風度，自己又無法做到清廉公正。這就不免給反對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萬曆十年他病逝之後，不但所推行的變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後也鬧得身敗名裂。這個悲慘結局的導火索，就起於他推行改革的時期，而明顯的標誌則是萬曆五年，張居正父親死後的“奪情”事件。

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張居正的父親在湖廣江陵去世。按照當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