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藤摸瓜，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戰，終於在這座古墓裡挖出了一顆定時炸彈和變天帳。”場長說到這裡，戛然剎住。靜心聆聽的人群幾乎同時“啊”了一聲，誰也沒有想到，能在這裡挖出一顆定時炸彈，看來故事的真象遠比他們瞭解得要精彩得多。這一雙雙期待的目光急切地注視著場長殷紅的面頰，希圖儘快看看定時炸彈和變天帳的模樣。

場長見時機已到，一揮手，讓副場長把包袱開啟，大聲宣佈：“趙其昌就是定時炸彈，這包東西就是變天帳……”

“嗨——”不等場長說完，人群如同洩了氣的皮球，騷動起來。有的人上前撿起幾本資料看看，又憤怒地扔下。顯然，這憤怒是衝場長來的。

“明明是個大活人，怎麼說成是定時炸彈，是不是場領導的眼睛有毛病……”幾個青年人在人群中游說，開始爭取更多人的反擊。

場長不再顧及大家的情緒，按照他的思維邏輯繼續講吓去。

“不錯，趙其昌是個大活人，也正是他活著，才成為埋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想什麼時候跳出來炸燬共產黨的江山，就什麼時候出來。大家說這不是定時炸彈又是什麼。”他彎腰撿起幾本定陵發掘資料，在空中抖動著：“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東西，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鐵證。什麼金錠50，銀錠102，織錦161匹……趙其昌是典型的剝削階級代言人，這些數字就是他準備反攻倒算的變天帳。他時刻想推翻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天下，這份變天帳充分地說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場長講完，由副場長敘述挖定時炸彈和變天帳的經過。副場長以他那出色的編故事的才能，使這偶然而平淡無奇的發現，變成了一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偵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畫，活靈活現的描繪，使他瞬間變成了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眾人無不為之瞠目。半年之後，曾有人以此為素材寫了篇小說，題目叫《古墓捉鬼記》。

為表示同階級敵人鬥爭的徹底性，場長命人將古墓搗毀，把趙其昌押進一間倉庫看管起來，“變天帳”準備送交上級請功領賞……

也許是巧合，幾天之後北京有信函到來，要趙其昌立刻回京，編寫定陵發掘簡報的下半部分，完成後仍回農場。信中特別註明，此次回京，不是編制定陵發掘的大報告，而是“簡要報告”。趙其昌暫時離開了農場。

《定陵發掘簡要報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農場前夕，用了幾個夜晚草成的，刊於1958年《考古通訊》第七期。而此次編寫的“簡要報告”，於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個巧合，時間卻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這在考古學史上實屬少見。

半個月後“簡報”寫完，趙其昌返回農場，繼續勞動改造。在以後十年的歲月裡，他還要經受嚴酷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是註定了的。他輾轉多處，顛沛流離，關牛棚，挨批鬥，挖防空壕，燒磚、蓋房等等，差不多經歷了那個時代大多數有追求、有建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遭遇過的全部痛苦。

無盡的哀思

1969年底，趙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課程，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

當他放下行李，來到吳晗家，想找恩師傾訴離愁別苦時，只見屋舍依舊，卻已換了房主，吳晗、袁震均已謝世歸天。趙其昌不禁淚如雨下。他怎麼也想不到，剛剛六十歲的吳晗竟匆匆離去。他清楚地記得，吳晗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等定陵發掘工作完成了，咱倆合作，寫一本定陵研究的書，解決幾個歷史疑案。比如說萬曆抽鴉片的問題，關於傳說他是瘸子的問題，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后服制等問題……”想不到這一切都成為一個破碎的夢。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力主發掘明陵，但是一直沒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發掘資料，寫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慘死已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國史學界的悲哀，一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趙其昌來到夏鼐的家，想向這位老師暢述自己今後的打算。可夏鼐大師住進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鄭振鐸，這位當年曾經反對、但一經總理批示，遂立即擔負起發掘指揮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籌備神武門定陵出土文物展覽時，他們見過最後一面。展覽會後不久，他出訪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中途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成為定陵發掘主持者中第一個作古之人。趙其昌心中不勝酸楚，他帶著極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門內老虎廟9號。這是白萬玉老人的家。自從老人離開定陵回北京後，就再沒有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