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中不合理的枝節部分削減，增加自己的細節，使之更加明確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後更快更廣的傳播出去。當謠言這一集體智慧的結晶模樣越來越真實可怖的時候，也就是朝廷感到震動的時候。

由於謠言的加工者在取捨和細節的再造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中國普通民眾的習慣、興趣、希望、擔憂，並且投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所好，將謠言包裝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實”。因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關係，中國人一向理解並信服“魂魄”的概念，即使並不能明確的表述它。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宇宙是“陰”和“陽”的雙重構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時存在著代表精神之靈的“魂”和代表軀體之靈的“魄”，並且和“陰陽”相對應。關鍵在於，在觀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離的，這種觀念甚至明白的體現到了法律當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話規定“採生折割”的具體行為應是：“謂將人致死，取其官竅，以行妖術或使術法邪道，採取生時歲月，將人迷入深山僻處殺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臟生氣，攝取魂魄，為鬼役使。今兩廣豫閩等處所市鬼葛，即是又一術也。”而“採生折割”在當時正是巫術的一種。由此可見這個謠言既有文化傳統的傳承，又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後世的人們根本難以想象的。

乾隆皇帝的憂懼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團方面，作為一國之君，他要維護和鞏固自身利益，就必須不斷訴諸於****和無常的權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則是使用這種權力的最佳機會。但讓他感到恐懼的是，他對於“妖術”這種無法為他所見的力量完全無能為力。

正是因為如此，乾隆皇帝才做出了那些近乎於偏執和歇斯底里的在全國範圍內清剿妖人的行動！

而這一次寶廷的摺子一旦在鳳秀向慧妃示警和崇綺上奏之前，到了兩宮皇太后的手中，然後又見了邸抄，發往軍機處公議，則自己縱然不是死無葬身之地，也將從此見疑於朝野，成為人們議論的“妖人”！

更何況，事實上，他確實是出於自保的原因，對阿魯特皇后和慧妃施了“深度催眠”的啊！

而在這個科學尚未昌明，愚昧遍地的古老國家裡，沒有人分得清這二者之間的區別！

眼下自己的僕人們便私下裡認為，他們的老爺會攝魂之術！

而慈禧太后一旦先看到了寶廷的摺子，聯想到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對自己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因為他那天對阿魯特皇后和慧妃所施的深度催眠雖然沒有被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發覺，但在外人看來，的確有不可思議之處，畢竟之前阿魯特皇后和慈禧太后及慧妃有矛盾是實情），自己的未來，只怕是要萬劫不復了！不光自己辛苦努力已經取得的成就毀於一旦，甚至於自己和所愛的人的性命，都將難以保全！

在現在這個皇權至上的****社會里，雖然他年紀輕輕便已經做到了很大的官，但稍一不慎，他所擁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間失去！

“先生說的事，前一陣子，事情辦得太順，對這些個背地裡放冷箭的傢伙，我的確是疏忽了……”林義哲嘆息了一聲，握緊了拳頭。

“此次大人雖說是吉人天相，百神護佑，敦宜靜皇貴妃無意間替大人擋了一道，使得兩宮皇太后遷怒於寶廷，將其圈禁，他的摺子也未見邸抄，但畢竟太過僥倖，可一而不可再。此類情事，日後須得謹防才是。”徐潤道，“以妖術之名攻訐，無論是朝中，還是坊間，後果均是太過可怕，大人絕不可掉以輕心。”

林義哲聽到徐潤如此說，明白徐潤是在提醒自己，他知道自己這一次忽略了這種事，其實主要是因為自己的靈魂是來自於後世的現代，對科學的堅定信仰使他小看了這個時代的迷信的力量。

在乾隆三十三年席捲全國的妖案中，普通民眾所集中的關注的則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靈魂丟失而造成的突發與隨機的死亡。18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當時的人們所普遍認為周圍盡是邪惡，他們的生命時刻受到隱蔽的黑暗勢力的威脅（其實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妖案可以說揭示了當時最為醜陋的社會現實：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是流氓惡棍還是良善之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攝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里，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透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下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