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平氣和，如此坦蕩心境，亦非常人所能及！

而現在，儘管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林義哲已經從張佩綸剛才的話中，得到了對於張佩綸的新的觀感。

李鴻章和自己一樣，無疑是個極為典型的現實主義者，這從他那句著名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兩件濟世安民大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就可看出一二。

而張佩綸則是個標準的理想主義者，就林義哲看過的關於張佩綸的歷史記載而言，這位昔年的清流名士無論春風得意還是仕途坎坷，都始終不改其在儒家傳統道德上的堅持，無論是當年初入御史臺時以一管狼毫向涉嫌貪腐的戶部尚書王文韶發起的挑戰，還是後來庚子國變後單騎北上重入李鴻章幕府以“累畫勤王和戎之策”，也都是出於對儒家傳統的“家國至上”思想的堅持。

而李鴻章之所以對張佩綸倍加欣賞與愛護，固然有當年與張佩綸之父張印塘並肩戰鬥的情誼在，恐怕更多的還是出於對張佩綸“實心任事”的人生態度的讚賞，以及對張佩綸“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心有慼慼。

理想主義者張佩綸所追求的“家國天下”，恰恰與現實主義者李鴻章所奮鬥的“濟世安民大事業”相互重合，這恐怕才是李鴻章終其一生都對張佩綸青眼有加的根本所在！

“鯤宇銳意進取，實心任事，辦理洋務不避毀謗，我等所不及也。鯤宇切莫為此罵名介懷，須知百年之後，當有識得鯤宇之人。”張佩綸語氣誠摯的說道，“正所謂‘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過幾年且看它’，為了經世濟民的大事業得成，忍一些讓一些退一些鬼一些，哪怕壞一些，又有何不可？”

聽到張佩綸如此出言安慰自己，林義哲的心中升起一絲暖流。

此時的他，面對張佩綸，竟然有一些相識恨晚的感覺。

林義哲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張佩綸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們倆在這件事上，卻是有著相同的看法，即人生的意義更多的在於目的的實現，而手段和原則卻都是服務於最終結果的。和眼前的一切相比，未來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聽君一席話，這數日鬱積之悶氣，全都散了。”林義哲笑了起來，“清流諸君子中，真知我者，幼樵也。”

“鯤宇不必客氣，”張佩綸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道，“今日張某前來，便是欲就這洋務，向鯤宇討教一二，少不得也要當一回賣身事鬼之人了，呵呵。”

“討教不敢，幼樵但請放言，林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林義哲道，“昔日文博川中堂點評清流諸子，以幼樵兄為才智第一！今日一見，方知文中堂果有知人之明，幼樵兄君子坦蕩，林某佩服。”

他此時的敬佩已是全然發自內心。

1884年的馬江之敗，更多的是因為當年“甲申易樞”後新上臺的一干軍機大臣們在涉外事務上全無經驗，卻對身處前線的張佩綸和福建船政水師橫加干預——僅僅是其所發出的“彼若不動，我不先發”一道指令，便縛住了船政水師的拳腳。

正是因為這一道“不開第一槍”的中樞指令，使得福建船政水師的官兵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法艦駛入馬江，並任由其搶佔有利陣位，將開戰的先機拱手讓人，焉有不敗？

而馬江戰敗後，這些中樞的軍機大臣們卻又將所有失敗的責任一古腦的推倒了張佩綸的頭上。但日後張佩綸回顧馬江之敗，卻絲毫沒有對這些軍機大臣們一字的怨懟。

寧肯自身含羞忍辱，也要顧及朝廷體面，為了朝廷大局，可以不顧及可能到來的結好“鬼奴妖孽”的罵名，僅僅這一個顧全大局的氣度，就讓林義哲不能不對著張佩綸寫上一個“服”字！

所謂國士，當如是也！

“其實對於洋務，我也不是頭一回插手了，只是偷偷摸摸的給人出些主意，不敢拿到檯面上來。”張佩綸嘆了口氣，似乎在為自己沒有施展拳腳的地方而嘆息不已。

“哦？幼樵也辦過洋務？”林義哲聽了張佩綸的話不由得一愣。

現在的張佩綸仍身為清流一員，何時辦過洋務？自己怎麼從未聽說過呢？

“談不上辦理，只是私底下出些主意罷了。”張佩綸說道，“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強吞琉球，琉王使人求救，朝野震動，朝廷委李制臺辦理，苦無善策，是張某修書至李制臺處，略抒管見，延宕時日，以之為辦理海軍之契機，李制臺從張某所言，故北洋水師得以議立。”

聽了張佩綸的解釋，林義哲不由得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