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痛處。也許是為了證明他所說的真實性，他大聲強調說：

“那時天要塌了，後來也真的塌了，作為一名軍人，一名駐北平美國海軍陸戰隊最高指揮官，大敵當前，我要竭盡全力去維護我的部隊，支撐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門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頭！”

二人的談話，只得到此結束。雖是不歡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誠。

根據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線索，善克中校又在醫院裡找到了曾參與“北京人”化石轉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斯耐德爾上士———即前文日本偵探錠者曾經找過的那位美國士兵。

兩人見面是在一個晚上，窗外有星星，還有一輪似圓非圓的月亮，整個關島沉浸在戰後的寂靜之中，很容易讓人想起許許多多有關生生死死的事情。這位在北海道歷盡苦難總算幸運地活下來的美國海軍上士，在接到醫院有關部門通知後１０分鐘，便一瘸一拐地來到醫院的會客室。善克中校一見上士，便首先熱情地把手伸了過去，上士放下柺杖，順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裡卻吝嗇得沒吐一個字，表情也顯得出奇地平靜。

中校直截了當，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認真聽著，還是一言不發。當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談談他的親身經歷時，上士這才抬起頭來，專注地望著窗外，而後晃動著有些腫脹的腦袋，慢慢悠悠地開始了他的講述。那音調，那表情，那感覺，既像是一個詩人在對著皎潔的月亮朗誦自己的詩作，又像是一個老到的小說家在講述自己某部書稿的構思，總之有關“北京人”的這段故事，他好像已經在關押期間打了５年的腹稿：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十點鐘，奉上司的指令，我和傑克遜下士駕一輛卡車前往北平協和醫學院拉東西。至於拉什麼東西我們不知道也沒有過問，因為在這之前許多美國駐北平機構都在忙著向外搶運東西，陸戰隊兵營也有大批物資開始運往秦皇島港。因此這次去協和醫學院，對於我們來說沒有感到有什麼特別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當我們開車走出海軍陸戰隊兵營時，天空佈滿了陰雲，不時飄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車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並不影響我們的視線，更不會影響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駕駛卡車從東交民巷向東，然後轉彎向北進入王府井大街，最後駛進協和醫學院。

我們向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先生說明來意後，他讓我們將車靠在醫學院運貨口的裝卸臺上，那些東西早就堆積在裝卸臺上等待我們了。卡車的尾門放下後，醫學院的苦力開始將臺上的板條箱和包裝箱向車上裝。由於我在車上指揮裝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兩個帶圓銅鎖的紅木箱，並指揮苦力把這兩個箱子放在了車廂的最後邊。現在看來，那兩個箱子裝的也許就是“北京人”化石。

車裝好後，我坐上駕駛室，傑克遜坐在車廂裡以便於監視，防止萬一出現差錯。當我們返回陸戰隊兵營大院時，這時兵營已經開飯了。

“怎麼才回來？”麥克裡迪中尉端著飯盒聽完我的彙報後有些不高興地問。

“箱子太多，醫學院的那幫苦力又不肯賣命，總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媽見鬼。”我答。

麥克裡迪中尉點點頭，看樣子已經理解了我們的苦衷，口氣有些溫和地說：“快吃飯吧，吃完飯準備卸車。”

當我們吃完飯後，發現一群士兵正在麥克裡迪中尉的指揮下進行卸車。卸下的箱子分別用紅色油漆寫上了哈斯特上校、羅賓遜中校等陸戰隊軍官的名字。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不清楚也沒有去問麥克中尉。不許隨便問上級的規定，是美軍的紀律，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寫好後又重新裝上了車，並用油布蓋好，因為這時天空仍飄蕩著雪花。當我們要回營房休息時，麥克中尉走過來說：“斯耐德爾和傑克遜，你們兩個明天早上７點，押送運載這一車物品去秦皇島，下午趕返平的火車回來向我報到。”

儘管我們不願意執行這項無聊的差事，但還是答應了下來，因為作為軍人只有服從命令。這天夜裡，雪開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舊下個不停，卡車的油布上足足積了兩英寸的雪。我們將車上的雪掃掉後，急忙鑽進了駕駛室，卡車在艾斯頓中士的駕駛下很快來到前門火車站。和我們一起出發的還有一輛裝載陸戰隊兵營物資的卡車。

透過火車站的苦力，兩輛卡車的東西被卸下後又裝上了北平至秦皇島的列車。列車的第８節和第９節車廂歸我們陸戰隊專用。

大約１個小時之後，火車出了前門車站向秦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