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僱傭名叫“拍擊官”的僕役。這些人手拿末端佩有皮囊的短棍，時時跟著主人，看到他陷入沉思，便拍擊他們的耳朵或者嘴巴，將他們喚回現實中來。據說，這些誇張的描寫來源於牛頓的生活軼事。令人驚訝的是，三百多年後的中國，一個時空完全不同的地方，人們津津樂道著科學家陳景潤類似的生活怪僻，並且認為這樣才叫真正的科學家！

在斯威夫特的筆下，這些學者對科學的熱衷，已經超越了科學本身而泛化到其它領域。比如，他們吃飯的時候，食品要切成幾何體的形態。量體裁衣時要用四分儀等複雜的科學測量工具，結果並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們讚美一位女性的美麗，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邊形、橢圓等幾何術語和音樂術語。這已經有點“唯科學主義”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讓他筆下的科學家們從事種種脫離實際的研究。比如廢除語言，大家用實物工具來交談；把橡實埋在土裡，讓豬去翻找，以此來鬆土播種；還有用蛛絲來作紡織品、將糞便還原成食物、製造無毛羊、石化馬蹄，等等。或許當時的皇家學會里，確實充滿了提出類似設想的怪人。不過，斯威夫特顯然不理解，五花八門的思想能夠自由碰撞，才是科學進步之道。

除了這些虛構的課題外，斯威夫特更諷刺了許多正規的科學研究。比如學者們對天文儀器的使用、植物能量來自太陽的假說，預言彗星尾部將掃過地球的軌道計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將開普勒的恆星運動定律作為諷刺物件。

當然，在諷刺挖苦之餘，作者也並未否認，這些飛島上的科學家把生命沉浸在研究當中，確實取得了很多科學成果。比如他們觀測到的恆星、彗星的數量，都是歐洲科學家的幾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裡，這些成果無關國計民生，是毫無用處的奢侈品。

如果讀者是一位科幻愛好者，這段遊記裡他最為面熟的文字，大概要算下面這句話了：他們對想像、幻想和發明完全陌生，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表達這類概念的詞語，同上143頁　。我想，讀者看到這段文字是否會覺得，三百年後，我們面對的問題並未有本質的改變。

而斯威夫特在整部《格列佛遊記》裡對科學最深刻的批判，則要屬下面這段話“他發現伽桑狄極力宣揚的伊壁鳩魯的學說和笛卡爾的渦動學說都被推翻了。他預言當代學者熱心推崇的萬有引力學說最終落得同樣的下場。他說新的自然體系不過是一種新時尚，隨時代不同而變化；即使是那些用數學原理驗證過的理論也不過是興盛一時，時候到了一樣是過時的。”同上，178頁。不知三百多年後的科學哲學家弗耶阿本德是否讀過這句話，並且引為知音。

可以說，作為文學家的斯威夫特並不理解科學的本質，對科學事業的諷刺有其偏頗之處。但他那獨到的慧眼和細緻的觀察，使得這些諷刺並非無源之水，確實點中了科學領域的某些要害。

“吳國盛指出，科學時代有一個隱含的倫理，即凡是技術上能夠實現的，就是應該實現的。”（摘自田松《唯科學反科學偽科學》）在這種隱含倫理的支配下，科學家們往往不考慮後果，任由自己的求知慾引導進行研究。在十九世紀那些科幻先驅者筆下，就已經有了對這一隱含倫理的批評。科幻小說的開山之作，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便塑造了一個刻苦鑽研生命奧秘，但完全不計後果的科學家。由於作者是在基督教語境下創作的這部小說，所以，我們能夠看到許多涉及教義的文字。但如果不管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從最普遍的人性出發判斷的話，那麼，弗蘭肯斯坦的問題在於他隨意塑造出一個生命，但完全不考慮其生活前途。就象一個青年隨意養下私生子，卻不負責其生活一樣。這種不負責任導致那位被製造出來的巨人心靈扭曲，與創造者為敵，進而與人類為敵。可以這樣認為，弗蘭肯斯坦進行的這項研究，從純科學的角度看不出任何問題，並且是成功的，但它逾越了一般的社會道德。反觀前不久雷爾教派製造的克隆人事件，美國法庭考慮的第一件事便是，假如真有這麼一個克隆嬰兒，僅僅作為實驗成果而誕生的話，他應該置身於法律的保護之下。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哪怕它只是產生於實驗室中。

稍晚時候，斯蒂文森在《傑基爾博士與海德先生》（又譯《化身博士》）裡，也講述了一個隨意科研的不良後果。醫學博士傑基爾發明了一種藥物，可以將人性中的善惡兩面截然分開。他在自己身上實驗這種藥物，於是性格分裂，一段時間會變成兇惡的海德先生，一段時間又變成文明的傑基爾本人。而且產生了藥物依賴，不得不經常服藥維持這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