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照錄契約原文的碑記很多，亦有重要史料價值，反映城市經濟生活的尤為可貴。

我國的古文獻浩若煙海，其中與契約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內容極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約問題，必須充分利用文獻資料。

開始李主席所說的現存的契約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約資料，都未接觸到原始社會的契約問題，因為這些資料所反映的都是後代的契約，在原始社會末期，由於交換關係產生並發展，萌芽狀態的契約也已產生。中原地區當時的人類使用什麼樣的契約，目前還無具體資料可供論證。考古工作中雖發現了一些畫在陶器上的符號，但表示何種意向，無從考查，再從文獻記載來看，許慎《說文解字，後敘》曰：“古者庖犧氏酬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此八卦、結繩是否已用於契約關係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說過：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近幹年來，許多少數民族經歷或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這些民族使用契約的情況在漢族文獻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曰：兩廣“瑤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元代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說：雲南“土人（傣族）締約，取一木杖，或方或圓，中分為二，各刻畫二三符記於上，每方各執一片，負債人償還債務後，則將債權人手中所執之半片收回。”

清代袁枚《子不語》曰：海南島“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籤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劃數目於簽上對劈為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為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籤合而驗之。”舊讓述三個民族當時都處在原始社會末期，所用契約雖有一些差別，但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都無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籤木片為信物，這種契約形式叫做判書。《周禮，秋官，朝土》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來，判書可能是原始社會末期比較普遍採用的契約形式。漢族祖先在原始社會末期可能也是用這種契約。西周至兩漢時期的契約之所以也為判書制度，淵源於此。

西周至兩漢時期，已用文字書寫契約。這時契約的形式雖仍為判書制度，但比原始社會的判書有很大的進步。此時契約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為三種：即《周禮，天官，小宰》所說：“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聽取予以書契”。這就是說，借貸契約用傅別，買賣契約用質劑，授予收受契約用書契。關於傅別的形式，鄭玄曰：“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側熙曰：“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口關於質劑的形式，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

關於書契的形式，鄭玄曰：“書契，六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側熙曰：“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代孫治讓對這三種判書做過這樣的比較說明：“蓋質劑，傅別、書契，同為券書，特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傅別則為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傅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這三種形式的判書在今存漢簡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晉以後，紙契的使用日廣，判書也起了變化。傅別，質劑之制逐漸不用，合同形式在產生髮展，合同形式脫胎於書契，又吸收傅別之長，發展而來，其形式是“書兩札”，將兩札並起。合寫一個大“同”字，後來合併大寫“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兩半字，為合券的驗證。這是最早的“縫製度”。後來，在買賣關係中廣泛使用單契，由賣主一方出具。

官府為了保障人們合法的權利，消除財產等糾紛，維持社會秩序，很重視契約的內容書寫和形式製作。《周禮，地官，司市》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明公書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憑契照。”凡人論訴田業，只憑契照。”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契約的財產證明作用。官府為了使契約更好地起到這種作用，曾設法使契約規範化，因之契約的內容和形式時有改進。但使契約形式發生重大變化的，不是契約內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歷代稅契政策的作用。如“紅契”的出現就是如此。

有的學者認為，紅契“就是皇權所訂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回附證明，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紅契之所以“紅”是由於蓋了硃色官印。蓋此官印與土地所有權沒有關係，更不是土地國有制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