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對那些給我充分理由與之吵架的人，也是這樣。”因此，他憎惡國家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在通常情況下，不過是個人之間的爭權鬥毆被擴大為集體的舞臺表演罷了”他對於這種戰爭的動機，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對於他的這種態度，提供了很多證明。

就我們所知，諾貝爾並沒有留下關於他在青年時代所經歷過的美國南北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對他的影響和他的反應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裡，有幾行字給了我們發現這位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思想狀況的線索。正當伊曼紐爾·諾貝爾同他年輕的兒子們，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緊急從事防禦性的雷器製造工作時，阿爾弗裡德寫道：“這個地方當然不會給我留下任何使心靈愉快的回憶。……因為在俄國，對沙皇的祈禱要放在對上帝的祈禱前面。”象他這樣一個著迷於技術事務和試驗的人，竟然寫出這樣的話來，可以設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軍事和破壞性質所引起的。

他年輕時代能藉原文欣賞世界文學，這意味著十八歲時諾貝爾在書的領域裡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運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烏托邦和平主義思想的雪萊，對諾貝爾的文學嘗試曾有影響；他從雪萊身上發現一種混雜著宗教、批評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對於道德的一般態度是吻合的。由於他的科學性質和職業的因素，諾貝爾當然更現實些，並且追求那些比較可取的目標，但是，特別在和平事務這類問題上，他受到了雪萊的激勵。然而，如果認為這位英國詩人就是使諾貝爾傾向於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引導人，則恰恰是混淆了因果關係。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具有同類精神的那些激動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鳴。

諾貝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無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擾亂別人的人。他有很多辦法來避開經理與公司之間的衝突和那些經常發生的專利權訴論。他首先主張和解，在和平的氣氛中工作，並且在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即使這種解決在當時要使他蒙受損失或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認為從各種角度來看，這種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長遠利益。他所經歷的為時最長的化學訴論案，即線狀無煙炸藥那場官司，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這場官司是由諾貝爾炸藥公司在違揹他所表達的意願的情況下發動的，結果造成幾年不愉快的憂慮和巨大的經濟損失。諾貝爾感到在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樣需要和平的工作環境。諾貝爾曾以各種語言在很多場合把戰爭稱為“恐怖中的恐怖，各種罪惡中的魁首”。

在一些辯論和書籍中，曾指出奧地利的和平戰士伯莎·馮蘇特納（她出嫁前的母家姓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喚起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對和平感興趣的一個人，而他那些關於預防戰爭的觀點，就是由此形成的。在這裡，簡要說明這一點是必要的。對她所起的作用必須估計到，但不應予以誇大，因為她的影響並不是來得很早，不足以成為一個基本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強調伯莎·馮蘇特納的巨大影響這一派觀點的主要來源，也許是她在一九○九年寫的回憶錄；這位於一九○五年獲得和平獎金的作者，在她的回憶錄裡，在談到她與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關係時，可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有幾位作家，特別是那些婦女，很自然地曾對這種觀點加以鼓勵和贊助。然而，應該指明的是，這兩個人終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處，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處了一段時期，另外兩次則分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們彼此相慕，並且開始通訊。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約有一半是關於和平事業的。當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當時年輕的伯莎·金斯基來申請當諾貝爾的秘書，她自己在那個時候曾經說過，她對於和平沒有任何積極的興趣。在她的回憶錄裡，她講過在那個時候，正是諾貝爾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這個問題。尤其說到：“我真想發明一種具有那麼可怕的大規模破壞力的物質或機器，以至於戰爭將會因此而永遠變為不可能的事情。”

十幾年後，當他們於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諾貝爾的家裡再次相會的時候，伯莎·馮蘇特納在俄國的高加索度過多年的艱苦生活後，剛剛回來不久，因此帶來了對於俄土戰爭恐怖情況的生動印象。她現在完全被和平運動的思想所吸引住了。這種和平運動在政治動亂時期，由於威廉·洛溫薩爾等幾位著名創始人的推動，正處於發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