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之後重新找回了亞洲中心地位，這對華盛頓的戰略計劃構成了主要挑戰。

（2）正如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1997年版。所描述的那樣，美國對它的歐亞戰略寄予的關注遭遇了中國委婉而堅決的抵抗，中國與俄羅斯聯手運用各種手段，似乎正逐漸成功地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如雙邊合作協議、對美國撤軍施加壓力、中國能源公司調整定位等）。

一、　與美國的衝突真的不可避免嗎？（3）

（3）中國經濟驚人的增長速度促使中國進入傳統上屬於西方的領域（碳氫燃料、礦石等）。中國的能源戰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華盛頓的每一個政策弱點、政策錯誤達到加強其在能源豐富國家的影響（如伊朗、“9·11”後的沙特*、委內瑞拉等），這迫使美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

（4）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建立在專制政體上的半自由經濟，這一新模式的成功帶來了新的前景，並且打破了美國所宣揚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專制是無法相容的意識形態理論。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就反映了美國理論的侷限性，美國在1998年前一直支援印尼軍政府，然而在這段時期印尼經濟發展很快。誠然，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的政體很可能變得越來越開放，然而從這次長期轉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將與唯一受認可的西方議會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中國也受到了美國力量的遏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被美國曆屆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定性為一種註定要消失的體制，而美國有責任推動這一不可避免的過程。這種意識形態的觀念導致針對中國的非對稱戰爭。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認為，北京本應該很自然地與美國這個遙遠的大國結成聯盟，藉此來對付俄羅斯這個鄰近的強國，或者對付日本的威脅。但是這一戰略選擇是建立在美國“對亞洲大陸沒有特殊的野心”，並且“由於俄國和日本曾經趁中國衰弱的時候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1997年版，第197頁。入侵中國國土而導致中俄、中日對立”的基礎上的。然而，很明顯即使美國沒有殖民的企圖，也就是說沒有領土要求，美國的戰略要求（能源和軍事）以及美國散佈*信仰的熱忱也構成了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因此中國領導人不可能與美國建立起真正的信任關係。自從美國由於日本的侵華政策直接危害其經濟利益而真正支援中國抗戰以後，地緣政治經歷了深刻的動盪，這使得布熱津斯基的呼籲被集體遺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援中國的著名銀行家，在1937年認為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前景“無比光明”，並且“中國將給予美國的貿易、工業和整體經濟發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當然是在目前的敵對狀態開始之前”威廉·A·威廉姆斯，Norton　Ed。著：《美國外交的悲劇》，1984年版，第193頁。。

在經濟領域，美國領導人自19世紀以來就一直堅信美國的繁榮是建立在自由經濟模式無限擴張的基礎上。一個對美國完全開放的市場——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為“門戶開放政策”，因為威廉·A·威廉姆斯將其稱為“反帝國殖*義同上，第19頁。”。美國經濟的繼續發展與這種持續擴張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就像美國副國務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時期強調的那樣，商業擴張計劃是“一種工具，是為了施加美國的影響力來對抗目前災難性的經濟民族主義同上，第173頁。”。對新政的負責人來說，經濟的重建和美國的繁榮依賴於其他國家對美國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時提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將“任何挑戰或限制這種擴張的國家（或公司）”視作對美國利益的直接威脅。因此義大利、德國、日本成為了美國的眼中釘，前者在拉美、亞洲與美國公司展開了激烈競爭，甚至在其發動對被美國視為其經濟命脈的地區的軍事侵略之前就已經被美國鎖定為打擊物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業失去了在其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壓倒性優勢產生了關於貿易平衡的難題——美國日用消費品的生產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尤其是從中國進口商品。2002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為699億美元，而2003年更是達到了924億美元，增長了32％！中國的“傾銷政策”和人民幣匯率造成了貿易逆差不斷增大，但這種解釋掩蓋了美國經濟結構的缺點，並且試圖將目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