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時，英航的員工就會攔住乘客併為從維珍航空改乘英航提供“獎品”。羅尼和英航的員工大吵了一架，接找英航通知他說他的公司被禁止在英航的侯機口服務。

自從《週日時報》揭露英航的伎倆後，第二個報導這一訊息的是《衛報》，頭版頭條大寫著：“英航因維珍備受攻擊”，並以全版版面分析報導英航的詭計，標題是：“維珍向歐洲理事會提出的抗議使英航行徑更受懷疑。”　儘管有這些報道，這些骯髒的把戲仍然在繼續。不管有多少翔實報匯出現，英航總能面對批評顯得很無辜；面對普通大眾，他們對待我的抗議就像是對待一個無法接受競爭的人所作的歇斯底里的過度反應而不屑一顧，他們太猖狂了。既然英航極力要將我們趕走，我知道自己只有更強烈地反擊，我越來越絕望，開始尋求

反擊英航的法律途徑。在美國，這可以構成反托拉斯罪名，但是我們的律師說：這裡並沒有類似的條例。令人訝異，英國的航空業沒有規範競爭行為的條例，公平交易局或專賣委員會在這一領域也束手無策，他們的權力只限於航空公司間的合併，民航局許可權則除了航行安全外，只能就航空服務與票價提出意見。雖然英航和英國電信一樣都是屬於民營化的獨佔事業，但卻沒有政府機構監督管理。我們向歐洲法庭申訴，雖然他們可以依據《羅馬條約》第85條所載的公平競爭原則來裁斷英航的所作所為，但仍然無法強制要求任何公司改變其經營策略，事實上，我們對歐洲法庭的申訴只能產生宣傳的效果。

我並不希望和英航對簿公堂，既花錢又很冒險，他們會聘請一些頂尖的律師以各種統計資料打壓我們。其實，我早該認清這場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維珍航空完全無力籌款。美國的所羅門投資銀行曾經非公開銷售我們的部分股份，希望能籌足二千萬鎊，但是，和雷克航空與英航的官司進行時一樣，沒人會對維珍有興趣，因為它很有可能會和英航對簿公堂。我們還在繼續賠錢，當我們努力注意英航在幹什麼勾當的同時，銀行也正在密切注意我們的資金週轉。冬天快完了，一切卻更加惡化。

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正落入英航的股掌間。阻止我們繼續成長正是他們的目標之一，而要繼續成長則必須不斷增加投資，我越是大聲抗議，其他航空公司、創業投資公司或投資人就越不可能投資我們，外人也會認為無風不起浪。我們兩方面都不討好：沒人會投資一間即將被大公司打垮的小公司，也沒人會投資一間即將要花上鉅額費用和大公司打官司的小公司。沒有金融界提供的後續資金，維珍航空一直缺錢。到了1991年聖誕節，維珍航空艱難度過了冬天的淡季，損失了不少金錢。六家主要的貸款銀行持續不斷寫信給特雷弗，提醒他我們的貸款必須在明年四月償還；而我們的清算銀行羅伊德銀行看到大筆資金不斷進出，更是變得越來越著急。或許這正是英航的賭注，就算我們採取法律行動，他們也會盡量拖延訴訟時間，好使我們破產。即使在12月11日我寫信後，英航還是那麼厚顏無恥，嘲笑我的控訴。

12月21日，羅伊德銀行送來的一封信更提醒了我們窘迫的狀況，它提醒我們我們最近超過了五千五百萬英鎊的貸款額，說銀行僅僅因為超出部分是工資而且還有七百五十萬英鎊第二天到帳的情況下才允許這一超支的；還警告我們，銀行不會“再支援下一次突破五千五百萬英鎊限制的申請”。如果這七百五十萬英鎊推遲一週到帳，那麼羅伊德銀行會讓我們的工資支票作廢；如果維珍航空破產，我甚至不能保證維珍唱片會不受影響。我懷疑航空公司的破產將讓珍妮？傑克遜或者菲爾？科林斯印象深刻。

情況愈來愈清楚，我們必須找到立即的解決方式，而非一直和銀行爭論小額債務。維珍唱片是我們的行業中唯一最賺錢、也是唯一能夠拯救航空公司的機會。由於英航加諸我們身上的負面宣傳，我們無法賣掉航空公司，但是我們可以賣掉唱片公司來拯救航空公司，仍有兩個強大的公司；關閉航空公司則只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公司和一個破產的公司，外加2500名失業員工，維珍的品牌名聲也會支離破碎。

我打電話給索頓，他仍然在接洽幾個對維珍唱片有興趣的公司，我懷著不詳的預感密切注意他的進展。索頓告訴我索恩百代EMI現在願意先支付四億二千五百萬鎊，外加從第二年開始的營業所得，這比達比得？葛芬（Dabid　Geffen）賣給MCA的價碼還少，1990年3月，他以年度營業額的2。6倍——五億二千萬美元賣出他的唱片公司。如果以此類推，維珍唱片的年度營業額三億三千萬鎊乘以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