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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王國維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樓在清華園裡壘起來了。“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施工的鐵鏟也順勢把梅貽琦校長的這句話砌進了不見天日的地基裡。一棟棟樓房像千千萬萬個龐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時代的主席臺上喊話：這是一個不要過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誘惑，已使人無暇顧及物質本身，不管獲取什麼，獲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國維當年說：“精神之存亡，不是憑達官貴人之權勢所能左右；學問之興廢，也不可以‘有用’、‘無用’之功用為標準；大學教授不應限於物質的應用的科學，國家最高之學府不當等同於工場闤闠。”可惜，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不但太早，聲音也太小。

二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庵，又字伯隅。國維取意於《詩經》的“其命維新”（《大雅·文王》）。清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出生在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一個世代讀書門第。父親王乃譽這年正在江蘇溧陽縣衙做“師爺”，母親淩氏在王國維不到三歲時便撒手人寰。淩氏夫人出喪那一刻，蓋棺、上釘，凌厲欲絕的嗩吶，悽悽慘慘的螺號，滿屋遍巷的紙人紙馬，讓這個黃口孩兒一跳出襁褓就掉進了命運掘好的冰窟窿裡，王國維終生為憾的“體素羸弱，性復憂鬱”，在此時落地成形。

王國維“性訥鈍，好談時務；嗜古籍，而不喜於帖括”。雖然他有著少年應試，一試即中秀才的光榮歷史，但自此後，科舉的道路再也沒有投遞給他一個善意的笑臉。科舉的坎坷失意，使王國維痛下決心另覓新路。

他一生所處的時代，如同他家鄉浩渺迷茫、大漲大落的錢塘大潮：甲午之戰、戊戌維新、庚子之變、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時的北伐戰爭，中間還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幾齣荒唐的雜耍戲。

1898年春天，王國維辭去了在家鄉的塾師之職，在同學徐家惺的引薦下，來到上海的十里夷場應聘汪康年主辦的《時務報》館。

《時務報》的創辦，成了維新派的一面旗幟，是變法由口號轉化成行動的一個標誌，就如同後來的《新青年》啟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時務報》的刊行，使之成為“戊戌維新”緊攥在手中的指南針。不等王國維反應，一睜眼就已身在維新猛士的行列當中，這為他結交有識之士及後來的出洋留學提供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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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殉身不忍舊學亡（2）

然而，當王國維清醒過來才發現，如今的《時務報》不僅沒有主筆，原來聚集在報館內的一批俊傑也都早已離去，更沒有見到他仰慕已久的維新領袖梁啟超，他們直至二十多年後才在清華園裡會面。

王國維一邊在《時務報》打工，一邊在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讀書。

東文學社學制三年，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日語專門學校，具備了後來外語專科學校的雛形。這個學社的開辦，一定程度上適應了那時不能負笈出洋的學子渴望學習外語的需要，併為稍後中國學生大批東渡日本留學著了先鞭。

儘管王國維為邊工邊讀忙得暈頭轉向，但他的視覺器官並沒有萎縮，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機四伏、社會的百孔千瘡，不是說變就變得了的。此時的王國維主張腳踏實地、少說多做，並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麼事情都寄託在光緒帝的“變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紙詔書中國就從此由弱變強，比如興辦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為。

可是王國維的思想在沒有被驗證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樣，只能存活在縫隙和褶層之中，因為沒有時代之光的輻射而更加扁平。

在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國維迷上了文哲之學。三個月後，皇帝被慈禧軟禁，譚嗣同等“六君子”被砍頭。曾給王國維那一代人帶來過希望的“維新變法”，像一座建在暴風雨裡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風雨，也免不了被雷電劈中，在大雨中燒個乾淨。

三

1900年，王國維在羅振玉的資助下赴日修數理之學，後因養病而回到海寧。

王國維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最早醒來的知識分子。他早已懂得，單憑引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不足以拯救這個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國求學，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學，試圖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將中國破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