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裡有錢吃這樣貴重的東西？錢是學校需要的。”他以後就不再去喝白蘭地了。

手邊沒有《中學生》，我只記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當做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燈滅了，我感到損失，我感到悲痛。

還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戰爭爆發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戰區，只好在兩位留日歸來的朋友的住處借宿。後來我在環龍路一家公寓裡租到一間屋子，那兩位朋友也準備搬家。沒有想到過兩天那位姓黃的朋友忽然來說，姓伍的朋友讓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況，原來伍到他友人林的住處去洗澡，剛巧法國巡捕因“共產黨嫌疑”來逮捕林的朋友鄭，結果把三個人都捉走了。朋友們到處打聽，託人設法，毫無用處，我們拿不出錢行賄。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一天大清早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原來是互生先生。他進了房，從公文包裡掏出李的信，拿給我看，一面說：“信裡只有兩個名字，對姓鄭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寫進去。那麼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來。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朋友伍今天還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沒有忘記五十年前的這件事情。

懷念一位教育家（2）

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1）

陳仲賢先生把他寫的訪問記的剪報寄給我，我讀了兩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編譯室”樓上的學習，北京某招待所樓下的長談，我都還記得。我不把他看做一個記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讀他的文章，我感到親切。不過他同我接觸不夠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隨便談一兩件，例如我和其他幾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為了實現“四人幫”“砸爛作家協會”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做給人們看：對我這個人他們也落實政策，讓我有工作做。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這之前我們在鉅鹿路作家協會舊址學習。作協的名稱已經取消，合併到“文化系統四連”裡，當時常有小道訊息說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許會放我回家，因為我已年過七十，“文革”以前我並不在作協上班，也未拿過工資，我又無一技之長，只有一點虛名，“文革”期間連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說我是一隻“死老虎”，毫無用處。沒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鉅鹿路學習，那位工宣隊出身的四連黨支部書記在門口看見我，叫我跟他到樓下東廳裡去。兩年前也是在這裡，他向我宣佈“市的領導”決定，將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處理，不戴帽子”。這是“四人幫”的語言，說“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頂你自己看不見的帽子。沒有檔案，他只是翻開一個筆記本念出幾句話。我沒有抗議，也沒有質問，當時我仍然聽話，我想到“文革”前開了頭的《處女地》的改譯本，就說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點翻譯工作吧。”支部書記不曾回答，但是過兩天他在學習會上向群眾宣佈關於我的決定時，就加了一句：“做翻譯工作。”我想：“也好。”從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處女地》躲在樓上小屋裡工作。全書譯完了，支部書記也沒有查問過一句。這次到東廳他坐下，仍然沒有檔案，連筆記本也不拿出來，只是口頭宣佈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報到。我仍然沒有抗議，不過我要求單位寫封介紹信說明我年老多病的情況。他寫了一封簡訊給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組織處報到，又給派去“編譯室”，“編譯室”是出版翻譯圖書的，當時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從作協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藝編輯室，我一個人卻給派到“編譯室”，這意味著把我趕出了文藝界。

拿著組織處的通知回到家裡，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憶了過去幾年間的事情。對“四人幫”及其招牌口號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過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麼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做自己應得的懲罰。想透過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為了討別人的歡心。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決心：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別人。

第二天我去“編譯室”報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見我的是一位管業務的負責人。我便向他說明我身體虛弱不能工作，只參加學習，一個星期來兩個半天。他起初想說服我參加工作，我堅持有病，他終於讓步。我就這樣進了“編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