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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縉的萬言書開篇就點明瞭大明帝國的專制恐怖統治，指出了帝國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懲罰沒有獎勵的現狀。這篇萬言書同時指出了賢者沉於下僚，昏庸者出任長官的黑暗事實。“殺人埋屍的兇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輩，早上剛剛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因此賢者羞與他們為伍，庸人都效仿他們處世的方法。”

解縉這篇萬言書最大的閃光點在於，它批判了明帝國司法體系中野蠻的連坐制度，為無辜的婦孺呼喚人權：“給人加罪不應罪及妻女，懲罰不應連及後代。連坐起於秦代的法律，誅殺子女是因為偽書。當今之為善者妻子兒女未必得蒙恩寵，而有過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會一併給他們加罪。況且法律以人倫為重，而法律又有將婦女配給功臣一條，聽任他們已經不義，又怎樣要求她們保持節義呢。這正是風俗轉變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條一樣，一邊表面上誇誇解縉有才華，一邊什麼也不做，讓萬言書如同廢紙。帝國踐踏人權的野蠻的司法制度，是不會因為文人官員的呼籲而有絲毫放鬆的。恐怖，放大恐怖，正是專制體制所要追求的效果。

解縉在朝，既不懂得韜光養晦之策，又不能閉上直言之嘴；既不會像清代的劉墉、紀曉嵐那樣玩低調謹慎的伺上之策，也不會清代官吏曹振墉等人“多磕頭，少說話”的妙法，相反自以為才智至高，上朝都敢對答，又好品評人物，管不住嘴巴，無所顧忌，朝臣多嫉妒他受寵，這就為他日後的倒下埋下了伏筆。

在明太祖的時代，解縉就因為其個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經到兵部去索要奴隸，出言傲慢。尚書沈潛報告皇帝，皇帝說：“解縉敢玩世而放肆嗎？”於是改任解縉為御史。當了御史的解縉仍不老實，李善長因為“謀反集團”的案子被誅殺，解縉居然辨不明政治風向，代郎中王國用起草為李善長鳴冤叫屈的上告信，並上奏到皇帝那裡。他還幫人起草彈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當時近臣之父都可以覲見皇帝，皇帝對解縉的父親說：“大器晚成，你帶你的兒子回去，讓他進一步學習，十年之後再來，大用未晚。”

解縉一回家就是八年，但這八年並沒有使一個才子學會如何韜光養晦、低調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縮頭烏龜，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縉上京奏事，拜見了皇太子後返回。隨後，被人誣陷。朱棣既從侄兒手中奪取皇位，對皇太子的權力也很警惕，於是，聽從了讒言，將解縉下獄。

過了近五年，錦衣衛統帥紀綱呈上囚犯花名冊，朱棣看到解縉的名字，說：“解縉還在世上嗎？”紀綱於是將解縉灌醉後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縉死後即被抄家，妻兒宗族都被髮往遼東。

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羅馬與長安　朱元璋的自卑與鞏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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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明帝國在文明史上的遺蹤，凌滄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經歷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國建立後，已經淪為半野蠻化。

半野蠻化體現在帝國統治者的觀念上，體現在政治、風俗、行政體制上，體現在人權、自由指數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漢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漢帝國的劉邦先生，也是一亭長，好歹是國家的底層管理人員。而朱元璋卻是一個徹底的農民，識字不多，註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靈魂深處的自卑。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讓人蔑視和憎恨。而農民元首的卑微出身，註定要被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蔑視。正視朱元璋內心中的自卑，就足以瞭解其立國後苛酷集權、濫殺功臣、打擊知識分子尊嚴的一些做法。明太祖用這些專制恐怖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權威，彌補自己的心理缺陷。這正如《怪物史萊克》中的侏儒統治者法誇要用高高的城堡和浩大的場面來彌補侏儒的自卑一樣。在先天條件上，由於唐宋開國的太祖、太宗基本上都是從地方長官和朝廷高階軍官的位置上取得天下的，所以他們的心理包袱要小，而心胸相對寬廣。

農民元首的侷限還不僅在於自卑，更重要的是對天下、民族、政權的判斷，已經完全經過了洗腦。雖然我不否認，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勞，但是他對元朝統治的認識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這麼說，這種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