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快速前進。我們又沿著海邊行駛，經過它的沙灘、岩石和眾多美食店。我們看不到幾個人。我們在這次途中幾乎沒講幾句話。

昂熱拉穿著一身白套裝，沒有化妝。她把車停在候機大樓前，陪我去櫃檯，一直走到最後的關口。她的眼睛不離開我，但是她不再講話了。直到告別時她才說：“我在上面，在第二個參觀臺上。”說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護照和海關檢查，被全身檢查，因為劫機正是一大時髦。我的飛機已經在呼叫登機了，當我走向開往跑道的汽車時，我轉過身，看到昂熱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個參觀臺上，幾乎是孤身一人。她揮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師三年前對她講的有關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裡自己對她的亞洲人臉孔所講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難看，往回揮手。這下她笑得更厲害，揮得更起勁了。我左腳疼。我最後一個走進汽車。它迅速開動，開往等候在停機坪上的飛機。當我再次下車時，我能清晰地看到穿著白套裝的昂熱拉。我再次揮手，她也用雙臂往回揮動。我揮了那麼長時間，直到空中小姐請我登機。

我盯著機外的大海。飛行員將笨重的波音飛機陡地拉高。“請勿吸菸”的牌子熄滅了。我伸手到衣袋裡取藥片。這時，我的手指抓到了一個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來。那是我在昂熱拉的藏品中欣賞過的那隻可愛的烏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進我衣袋裡的。

昂熱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陽突然強烈地穿透機艙窗戶，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現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熱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緊了那隻小象。我們的飛機繞了一個大彎向北飛去。左腳仍在疼。

34

巴黎下著雨。

杜塞爾多夫下著雨。

一個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圍著我。我冷。這回我又穿錯了西服。在巴黎的時間太短了，但我從杜塞爾多夫的洛豪森機場給昂熱拉打了電話，透過自撥系統很快就通了。她馬上就接了，她的聲音聽上去透不過氣來：“喂！”

“我是羅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謝天謝地！”

“我……我想為那隻象道謝，昂熱拉。您把它送給我，讓我很高興……真的，非常開心。當我這麼講時，我就把它握在手裡。”

“希望那隻象帶給您幸運。”昂熱拉說，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一直在講法語而她說的是德語。

我感動地說：“您在講德語！”昂熱拉難為情了。

“對，”她說，“我請您原諒，羅伯特。”

“請我？原諒？為什麼？”

“因為我……因為我的愚蠢行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想當兵。肯定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納粹。”

“有一大批人。”我說。

“但遠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愛的聲音說，“您，羅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說。

“您也不願意當兵。”

“大概不願意。”我說。

“是啊，我也這麼想。因為我那樣太不公平，您原諒我嗎？”

“這還用問！昂熱拉，您在家裡，我聽到您的聲音，我高興極了！”

“我知道您降落後會打電話。我要呆在家裡。我也想聽聽您的聲音。”

“可您從哪兒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這裡。可憐的勞倫特·維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這裡很熱，得迅速處理。事後我馬上去見她母親。”

“我可以再打電話嗎？今天晚上？”

“那當然，”昂熱拉回答說，“那當然。請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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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他使勁撓著他那光禿禿、正方形的頭顱。“就因為這個我們讓您回來了，羅伯特。”我的上司這回穿著一件橙色和白色條紋的襯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納雪茄，從一隻袋子裡吞食爆米花，那隻袋子旁還有三袋。他已經滿身碎屑，他的辦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雜亂。他身旁的一張舒服的沙發椅裡，坐著一個大約五十歲的男人，衣著非常考究，安詳、鎮定，有一張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臉孔。勃蘭登伯格向我介紹，他是聯邦財政部的司長丹尼爾·弗裡瑟博士。我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把弗裡瑟吹來這兒的。我現在仍沒意識到。在這個星期天上午，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