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書省，政事堂。

十一位宰相在早朝後齊聚。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政事堂。以前門下省權重，宰相們自然都在門下省議事。而長孫無忌致仕辭職，朝中便以中書令李績資格最老。

於是，李治遷政事堂至中書省，這也表示皇帝雖取消了李績主持朝政的頭銜，但諸相之中，依然對李績最為尊重。

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政事印也改為中書門下之印。

政事堂遷到中書省，改名中書門下最大的變化還是宰相輪流執筆之變，中書門下常設十一名宰相，皆統一名號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銜，而僕射、尚書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名號，則不能進中書門下會議、決策軍國大事。

這一切變化，其實都是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對權力的平衡。

比如唐初政事堂設在尚書省，三高官官中以尚書令權最高，後因尚書令權太重，又藉口李世民曾經做過尚書令，便從此不再實授此官於臣子，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主官，兼做宰相之首。

一開始宰相只有尚書令、中書令、侍中三人，後來尚書令實際空缺，於是便變成了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四人。

最初之時是沒有政事堂這個宰相集議制度的，李世民本不是太子，殺兄逼父奪位才登上帝位，在剛當皇帝之初執政並不穩固，當時朝廷內部派別繁多，政治形勢自然也是錯綜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統合各派意見，均衡其間利益分配，就成了李世民最棘手的問題。

為了達到鞏固皇位的目的，他一面保留了高社老臣們的高位，給裴寂加司空，讓蕭瑀、封德彝等仍保其職。一面又把自己的親信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任以尚書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等要職，以掌政權。

同時，又用原太子建成舊部如魏徵、王珪等為審議、論諫之官，讓他們分任黃門侍郎、諫議大夫，利用失勢者急於表誠立功的心理，來監察政事，防止群下矇蔽。

又提拔了眾多的庶族地主入仕，緩解當時計程車庶矛盾。

為了適應這各方面的需要，於是打破舊例，在原有的三高官官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各種名號的宰相，比如參預朝政，參加政事等。

如此，隨著宰相數量的不多增加，採取集議制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李世民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他對朝堂的駕馭能力比較自信，於是也敢於搞出了宰相眾多的群相議政制度。

雖然群相制度，其實最初是為了調和各派系不得已而為之，但另一方面也確實表明了李世民高超的駕馭能力。

於是朝廷的中樞便從尚書省移到了門下省，李世民為了分散宰相們過於龐大的權力，便大力提高門下省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審議職能，藉以均衡三省的權力分配，以達成均勢，讓宰相之間互相牽制，尤其是改變高祖時以尚書省一省獨大的局面。

隨著知門下省事名號的出現，宰相實權也開始逐漸從左右僕射手中，流向較低品階的職事官員。

政事堂最初設立的初衷還是減少三省的摩擦，協調其間的關係，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中書和門下二省的糾纏不休，於是便將二省合在一起議事，故政事堂又稱門下中書。

在太宗晚年，政事堂多少帶有一些議政、審議甚至是執行集中性質與混雜的色彩，李世民時的政事堂，還並沒有形成宰相集議超然的專職議政性質，與行政並未分開。

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銜的出現，讓政事堂裡的宰相不再只是三高官官，這個時候，那些經驗豐富的老臣也能當個顧問，繼續發揮餘熱。一些低階的官員，也一樣有機會拜相入堂。

這為皇帝平衡宰相之權，大開方便之門。

李治初繼位，以國舅、顧命元老長孫無忌主持朝政，而當時長孫無忌以中書令知三省事，這也使得中書省的地位開始提高，雖然此後長孫無忌改任為侍中，但時間很短，李績繼任中書門下後，他在宰相之中資格最高，威望最高，於是李治進一步的下旨把政事堂移到中書省，於是門下中書改為中書門下。

都說明依照制度，皇帝的詔書必須經過政事堂宰相商決附署，方能生效。不但如此，李治還取消了尚書僕射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銜，實際的讓尚書僕射不得干預政事堂會議，尚書高官官便退出了政事堂，尚書省也成為了專門的執行機關。

而中書門下群相，也形成了專門的議政機構，是決策軍國事務的最高國務機關。

中書和門下省實際已經處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