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個時候，真心實意想到那裡去求發展的人才並不會多。不論它的招聘預算有多麼奢侈，第一流的人才還是不會願意到那裡去耽誤功夫。

其實，即使眾人熟知的燕昭王招士，結局也不算成�功——�最終他所信賴的樂毅，還是被他兒子所代表的燕國貴族擠對走了。難怪明人邱禾實要感嘆：

昭王當日有高臺，陛級原因郭隗開。

千載黃金留士價，多年駿骨不重來。

（黃金臺）

這裡的“士價”不是“市價”，指的是人才的價碼。“駿骨”是人才的代稱。詩人確信，別說沒人再建黃金臺了，即使建，有樂毅的教訓，人才也未必再招得來。

而到了秋瑾的時代，社會精英嚮往變革已是心急如焚，缺少的，唯獨是發動這場變革的領導力。所以她說，“賢才”哪裡是靠花錢就能買得到：

薊州城築燕王臺，招士以財亦可哀。

多少賢才成底事，黃金便可廣招徠？

（黃金臺懷古）

經典兵法著作《黃石公三略》裡講：“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同樣道理，“清白”、“節義”的人求職，也沒理由不看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麼禮、行的是什麼道。

可憐青年的可恨之處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雜感）——沒有詩句比這兩句更能概括中國舊文人慘狀的了：既瞧不起別人，也找不出自己有什麼大用。這是清朝青年黃景仁的自況。

此人少年時文采飛揚，但在科舉上卻一“試”無成，於是決定“北漂”。然而他在北京也就是放浪形骸，結果貧病交加，中年就死去了。跟李賀一樣，只留下一堆的詩。

不過跟李賀不一樣的是，這位個子瘦高、面色白淨（“身長玉立”）、文也玲瓏、情也瀟灑的江南帥哥，早已沒有了唐人“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南園十三首）的方向感。書生愛情失敗，於是“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感舊），感傷至極。書生無所事事，於是“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癸巳除夕偶成），無聊至極。書生生性自負，於是“忽然破涕還成笑，豈有生才似此休”，空傲至極。書生養不起家，於是“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門秋思·其一），寒酸至極。書生沉醉將死，於是“綠酒無緣消塊壘，青山何處葬文章”，潦倒至極。但最說明問題的，還是他在19歲時寫的那首七律：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

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雜感）

這裡的第一層意思，是說黃景仁在現世功名和求佛或學道之間，終於捨棄了後者。但問題出在第二層意思上——雖選擇了現世功名，但這位青年儒生卻又陷入了沒有手段去實現追求的困境。“百無一用是書生”一句，既有自嘲又有哀嘆——自嘲，是暗示自己不屑於官場上的那些小把戲；而哀嘆，則是傷心自己沒有能力開創一個真正值得的大事業。當然，這不能怪他。原來“康乾盛世”之下的社會精神不過像一潭死水。縱然出了幾個如同春鳥秋蟲般生來就要“作聲”的青年，卻不知向誰挑戰，也不知怎樣競爭。

21世紀的中國已變得很不一樣了，市場經濟為青年進取提供著越來越大的自由。但在公司裡偶然也會看到一兩個小黃景仁的影子。他們雖然選擇了工商生涯，卻始終放不下架子、做不好細節，甚至連簡單文書也做得不合規格，卻總是在同事背後指指點點，說這人“農民”那人“俗氣”云云。

讀李賀詩的時候，人們欽佩他，因為他畢竟有志氣。讀黃景仁詩的時候，人們同情他，因為畢竟是時代剝奪了他的機會。但看看現在公司裡個別自命清高的小文青，真像宋人晁說之譏諷的那樣“既無武備擒戎虜，又乏文章騁國才”（因客談湖中大珠作）。這樣的人想讓別人同情也難，因為他們是在拒絕機會。

最艱難的變革

世界上沒有一場變革是以皆大歡喜告終的。列寧說“革命是群眾的節日”，但意思並不是一旦革命成功就天天過節，萬事無須操心。

所有萬眾狂歡式的場面都是一時現象，所有人間天堂的承諾更都是無法兌現的宣傳。自由不等於快活，不等於擺脫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