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機遇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眾所周知，“講話”發表後全中國掀起了經商熱潮，寧夏文聯也和其它黨政機關團體一樣忙著辦“經濟實體”。我認為作家要深入當前市場經濟生活，最好的方式無過於親自操辦一個企業，就趁著這個潮流“下海”，創辦了“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鎮北堡，稱為“鎮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大潮是第二個機遇，改變了我的命運。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個人的市場經濟思想準備和在青少年時期讀了些書，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在長達22年勞改期間，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許讀書的。但讀書成了我的習慣，儘管環境惡劣，稍有閒暇總要捧本書看。馬克思的《資本論》就一直陪伴我渡過那段艱辛的日子。這部鉅著不僅告訴我當時統治中國的極左路線絕對行不通，鼓勵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開放後讓我能大致預見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險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國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我還是有一定前瞻性的（關於我對中國的認識請參考我的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創辦和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貫穿了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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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2）

一、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敢於承擔風險。剛開始，作為寧夏文聯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國譯本的版稅存單向銀行貸款“下海”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在產權關係上還算是寧夏文聯的“三產”。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檔案指示所有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必須和下屬的“三產”脫鉤。這一“脫”，就把“責權利”全壓到我頭上。當時，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階段，不見絲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擔風險也還有辦法“解套”，但我還是毅然挑起這副擔子。既然要“深入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脫鉤”以後，由於“責權利”分明，企業經營者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就調動起我辦企業的動力，也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及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鋪平了道路。

二、明確勞資關係。今天來講明確勞資關係似乎多餘，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民間經濟剛起步時確有必要，尤其在經濟較為滯後的西北地區。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最大的毛病就是“產權虛置”，名義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業的主人，實際上工人對企業毫無支配權，名義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懶散又無責任心。我首先對我的工人申明：你們是國家的主人但並不是企業的主人，“國家主人”體現在你能透過你選出的代表選出市長、省長直到國家主席，而我這個企業主是你不能選的。進了我的企業，請你在工作時間放棄個人自由，要絕對服從我和我任命的各級管理人員，要絕對服從企業依法制訂出的各種規章制度，如有差錯，就請你離開我的企業另謀出路。這樣，西部影城一開始就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統。

三、把企業打造成“員工的第二家園”。明確了勞資關係，樹立了管理的絕對權威，就必須使企業有較強的凝聚力，讓僱傭的員工心甘情願聽你的指揮。還在西部影城初期的建設階段，我就把員工的生活區、文化活動區、辦公區及食堂儘可能地建成為寧夏企業當中最好的模式，儘管工作地點是一片荒涼的廢墟。在寧夏旅遊行業中，我給員工發放的工資按同級別、同工種、同學歷、同等勞力的標準來說是最高的；凡進了我企業的員工，每人都有意外傷害保險，我個人保了僱主責任險，國家出臺的勞動保障規定我必跟進，甚至走在前面。譬如：有個無駕照的農民工自己爬到拖拉機上開車摔死在工地，銀川市安全部門認定屬於交通事故，責任由他自負，但我不僅按交通事故撫卹金的城市人口標準，連保險賠償在內一次性撫卹12萬多元（我國交通事故的賠償規定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標準不一樣，城市人比農村人的命值錢，按農村人口，死者家屬只能得3萬多元），還每月給他母親發放600元補貼，直到她壽終為止。企業對下屬有人性化關懷，才能真正調動員工的勞動積極性；業主維護員工利益，員工就必須維護業主利益。

四、員工的再培訓。我國當前的“應試教育”很難培養出企業需要的人才，不是“高分低能”就是“有能無德”，學校好像只管教書，不管育人似的。西部影城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旅遊企業，是在“文化產業”這一概念還沒有在中國出現的時候首先吃螃蟹的企業，而且地處偏僻的寧夏的偏僻的賀蘭山腳下，合適的人才不願到這裡工作，願來的又不適合，只能靠企業自己培養。現在，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