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鍵問題還是關稅。

……”

顧維鈞神采飛揚，頗有一切盡在掌握的信心。我在心中暗自稱讚，顧維鈞的能力確實有。所以，即便我有幾分不喜，卻也包容了下來。其實，顧維鈞曾給我講解過關稅的問題，只是沒有這麼詳細而已。

————————

青島衝突之後，我與日本人達成協議不久，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派出軍隊，強行收回海關關稅的控制權。

關稅對一個國家，是很重要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穿越前，中國剛剛“入關”——這“關”就是關稅的關。那時候，中國一片“狼來了”的呼聲，各行業都面臨著重新洗牌。由此可見，關稅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然，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關稅完全掌握在外國人的手裡。

1842年，《南京條約》規定，中國不能根據本國的利益和政策單獨制定稅則，必須與英國“秉公議定”。確立了片面協定關稅原則。1843年，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議定關稅率，清廷提出的稅率被英國代表否決，按英國的意見，中國進口稅率為5％的從價稅。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規定：中國日後欲將稅則變更，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此後，中國每次修訂關稅，都是隻有在16…17個列強一致同意後，才能實施。

1860年《北京條約》規定：對英法800萬兩的鉅額賠款，由中國關稅收入內扣繳，一年分四次，每次交關稅收入的1/5；　1877年英國對華500萬兩貸款，指定海關稅收作擔保。關稅成為對外賠款及借債的抵押品。

辛亥革命時，為確保中國對外賠款和外債的償還，列強擅自決定將中國關稅收入分別存入滙豐、德華、道勝三家外國銀行，並由其組成的“海關聯合委員會“實行外籍稅務司代收關稅代付債款的辦法。

我有意全面改變這一現狀，以駐軍強行將其收回——當然，這是不現實的，當時的情況與現在有很大不同。

故，我與顧維鈞說起此事時，顧大驚失色，連聲道：“不可！不可！”

我仔細一問，卻是我想差了。

“第一，關稅的種種，都是有條約約定，無論公平與否，事關國家信譽，不可擅自更改；

第二，關稅關係到各國的根本利益，如此處理，勢必使各國團結一致，向我施加壓力；

前者，並不是很重要，條約的簽定在於實力。後者就很可怕了。”

剩下的話，不必多說，我自然清楚。

人不能與世界為敵，國家也一樣。

到時候，我若屈服，以後就再修改條約，更難；我若不肯屈服，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統治者——像慈嬉向11國宣戰那麼愚蠢。

假如說，諸國聯軍被我打敗，可能性還是有的，中國也一定損失慘重，而後，還要面臨幾十年的封鎖。或者說，各國暫時無力關注中國，只是先封鎖我，但遲早也會對我開戰。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說起來，鏗鏘有力。毛時代還有蘇聯的扶持，可折騰幾十年，還不是得改革開放。

這是大勢所趨，大利所在，由不得你不低頭。你要非說，我寧死不屈，那是鬥氣了。不說國內許多方面尚是空白，如果都一點一滴的自力更生，需要多少年？就是某些原料的不足，就足以使我事半功倍了。遠了不說，鋼材是現代工業的基礎，可高階鋼材所須的礦產資源，中國儲量並不多，且品質低下，開採艱難。現代工業的血液——石油，中國又有多少？

總而言之一句話，如果你不能制定規則，你就只能遵守規則。

當時，顧維鈞倒是提供了，一個比較可行的思路——就是像日本一樣，外交解決。顧這一介紹，我才知道。原來日本的領事裁判權，才廢除十幾年，關稅自主更是1911年的事情。

專業問題，由專家解決——雖然我管理知識不多，但基本的常識，還是清楚的。

反正，聯省的海關，一向是由軍政府控制。在安慶起義後，我就接收了海關——安徽只有蕪湖和安慶兩處常關。因為各國起初保持中立，所以我和平的接收了海關。待英、俄、德等國謀求控制中國海關時，我先是以“各國沒有承認我革命政府，雙方沒有外交關係”為由，加以拒絕。至於洋鬼子說的“外交糾紛”，也就嚇唬嚇唬孫中山，對我是無效的。後來，在安慶查出英國商人運輸的鴉片，英國軍艦開過來，我也沒理會——打起來，我不會吃虧。關稅到我手裡，別人就甭想拿走。再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