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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知危險，絕望無助，正民想到死：既然要槍斃，何必兩人都去送死呢？不如讓一人頂著算了。他想自己在信上說得多，猜想自己的罪也重。木已成舟，後悔不及。於是，他大義凜然地對鑑民說：“等將來審問時，就說你寄的那封信，也是我授意寫的，罪名都加在我頭上算了。少死一個人，總比兩個人都死強。”常言說“慷慨捐生易，從容就死難”。鑑民聽了，大哭起來，正民也流淚了。主意既定，生死由命，反而不像以前那樣煩躁。他委託鑑民，將來如有機會，一定到他家看看，告訴父母，他決不是叛國賊。再轉告維新，通知佩蘭，澄清他的冤枉，叫佩蘭別再等他了，讓她去另找個男朋友吧！

在那危急時刻，乘著看押的衛兵不注意，利用送飯之機，鑑民託同學寄了一封信，郵給他哥哥崔紀賢，介紹事情經過，申告不白之冤。他哥畢業於黃埔十二期，透過同學關係，委婉陳述，向通校領導說明他倆的冤情。

兩個月以後，方校長由臺灣歸來，他親自審問這個案子。那天早晨，兩人被衛兵押到校長室。校長問了他們的年齡、籍貫等簡單情況，開啟卷宗，將他倆寫給維新的信拿出來，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後，將桌子一拍，大聲罵道：“小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亂髮牢騷，你們腦袋搬了家，還不知道死是怎麼回事！去吧！”說罷，跟警衛人員簡要交代，他們就被押了出去。猜想著下場可悲，可能要到刑場槍斃了。誰料走出門，卻把腳鐐手銬除掉了，交給中隊長，讓他倆回到學生中間，又可以上課了。

不久，隊長對正民說：“你跟崔鑑民，坐第一批飛機去臺灣。”正民想，大概要押解到臺灣去，說不定是到了那裡，再收拾他們。飛到武漢轉機時，有位史仁雋同學，家住機場附近，熱情洋溢地邀請他倆，去史家做客。在路上，正民跟鑑民約好，伺機逃跑。心想，即使當叫花子，沿街要飯，也比到臺灣受刑強。然而，有人跟著，苦無機會。

抵達臺灣崗山後，同學們都跟他倆疏遠了。因為，知道他倆“思想有問題”。戴上這頂大帽子的人，就像得了瘟疫，好多同伴不敢接近他們。每天晚上，熄燈號吹過，值星官一定到他們床前，檢查一番，手電筒照了又照，有時還用手摸來摸去，等觸控著身體，確實知道他倆睡在床上時，才放心回去。就這樣，在戰戰兢兢的日子裡，楊正民於1949年完成學業，被分派到屏東，在通訊電子工廠工作。

第三章 軍校情歌（9）

那時，維新在訓練班結業，工作在臺北，崔鑑民在新竹。三位生死與共的密友，分散在三地，不能見面，通訊也少。正民揹著思想包袱，小心翼翼，與新朋友不好交往，只能專心修配雷達裝置。全然不見遇到的挫折，一頭扎進修理工作中，拆卸裝換，不厭其煩，一鑽進去，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每天早晨，八點不到，就開始工作。起初進度不快，後來經過摸索，找到門路，漸入佳境。隨著一部部機器的修復，正民的技術越來越嫻熟，也使他有了強烈的成就感。他不但把屏東庫房裡的存貨全部修好，還到臺南去找，隨後又檢修了東港、花蓮的機器。美國留下的雷達、多年沒用的反雷達，以及高射炮雷達等，他都把它們一一維修好。

他投入其中，便也樂在其中。接觸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遠比書本知識更令人著迷。不久，在廠裡他被評為最佳電器工程師，名聲在外，連蔣介石的新式電器壞了，也找他修理，那是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送給蔣的禮品，是由德國西門子公司製造的。

世俗喧囂，紅塵滾滾。正民榮辱不驚，一心工作，廢寢忘食。豈不快哉！那時，他時常工作到中午十二點半。猛然抬頭一看，整個廠房裡空無一人了，才急忙下班，跑到飯廳。同事們都去得早，通常在十一點剛過，就脫下工作服，洗好手臉，到了餐廳門口，等候用餐。待他走到餐廳時，大多已吃飽離去。留下一些殘菜剩湯，由他收底。同事們都笑他，有時語帶雙關地說：“你都不會餓嗎？”日月如梭，時間匆匆，就這樣過去一年。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參戰。為了培訓軍事技術人員，臺灣舉辦空軍公費留美考試。當時軍人待遇低，少尉薪水每月僅新臺幣56元，摺合1�3美元。可是出國深造，每月可領250美元，並可學習尖端技術。所以人人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