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愣住了，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是前進呢，還是後退；是看著他們，還是扭過頭去繞道走開？他滿臉通紅，心咚咚直跳，而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個小孩兒在走過來。

在震驚之餘，小孩兒有些委屈，他委屈自己這麼小、這麼小……小到不被注意，小到不能走進這個世界。他伸出右手在通紅的臉頰上抓來抓去。

就在這時，一陣轟隆隆的聲音劃破了雪原的寂靜。他抬頭望去，只見一輛接一輛的軍車正賓士而來，浩浩蕩蕩，一眼望不到頭！這是蘇聯紅軍的軍車。

夜行的軍車把大光燈開得雪亮，雪原被照得如白晝一般，男孩的眼睛被強光刺激得眯縫了起來，大地也在威武的車輪下微微顫慄。可是熱戀中的兩個人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對他們來說，沒有車隊，也沒有燈光，他們擁有的是整個世界，別的，一切都不復存在。

一種莫名其妙的焦灼感向小男孩襲來，他非常害怕。他怕車隊強烈的燈光，怕軍車上的人發現了這雪地裡的秘密——他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怕這個，反正，他覺得這有點兒不好。而同時他又怕車燈壞了，軍車在昏暗中莽撞前行，把擋在路上的這一對幸福人兒軋成肉餅。

他似乎覺得應該喊一聲什麼，可是嗓子堵住了，他一個字也喊不出來；他直挺挺地站著，腿像木樁一樣。他甚至忘記了自己應該走開，他傻乎乎地看著軍車轟響著開來——100米、50米……打頭的車放慢了車速——它顯然看見了，什麼都看見了；軍車像有靈性的動物一樣，喘息著猶豫了一下，突然剎住，與此同時，燈光熄滅了。

接著，第二輛軍車也剎住了，車燈也熄滅了，第三輛，第四輛……幾十輛軍車全部停住，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

在最初的剎那，男孩簡直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突如其來的昏暗好像一條陰柔的黑布蒙上了他的雙目。當他習慣了黯淡的光線之後，他看見那白茫茫的、無邊無際的雪原之上，車隊像一條黑黝黝的長龍，安然不動地靜臥著。

男孩不知不覺地閉了閉眼睛，彷彿為了體驗那突降的靜默。但奇怪的是他並不感到黑暗——黑暗褪去了，燦爛的銀河映在眼底，星星像晶寶的鑽石，以赤裸裸的炫目光彩擁抱雪原，擁抱大地。男孩的心中瀰漫著一片溫柔的光明——也許就在這時，他的明蛑中，有了藍色的勿忘我花的最初萌芽……大約十幾分鍾後，雪地上的一對人站起來了，紅頭髮挨著黃頭髮。於是，第一輛軍車啟動了，接著，第二輛也啟動了……車燈再次放光——依然零下20度的嚴寒，依然沉重的蘇維埃軍車，雪霧挾裹著浩浩雄風，車隊馳向遠方……聽到這裡，激動使我難以自禁。我想象，就在那一刻，小孩長大了。

“1966年，”葉夫圖申科突然話鋒一轉，“我訪問美國，在一次宴會上，忍不住講了這個故事。突然一位女士從座位上站起來，高聲喊——那就是我！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仔細端詳，終於透過歲月的痕跡，分辨出那一張依稀秀美的臉龐來——不錯，這位女士，西伯利亞雪原上的紅頭髮，是她，真是她！”這真是一個美好的喜劇結尾，我們一個個按捺不住，輕輕讚歎，卻聽葉夫圖申科接著說：“這位美國女士，當時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劇作家。她告訴我，自從那次她跟她的那位蘇聯飛行員阿廖沙分手以後，依然時時刻刻思念著他。她到他的駐地、他的部隊去找他，她逢人就問：‘我的阿廖沙呢？’可是人們搖搖頭，好像誰都不認識他。後來她回國了，但她的心還留在這片雪原。她不相信能溶化西伯利亞積雪的愛情力量，會從此消失了，沒有了。她不停地打聽，不停地詢問：‘我的阿廖沙呢？我的阿廖沙呢？’以至當她以後訪問蘇聯，見到斯大林時，一雙無畏的綠眸也直視著這位威嚴的最高領袖，嘴裡一字一句地問：‘我的阿廖沙呢？’”“斯大林沒有迴避這雙眼睛，也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他同樣望著她，對她說：‘你的阿廖沙是個好青年，我們委派給他更重要的任務了……’”“失蹤了……”我終於恍然，再看舉座各位，誰也沒有出聲。像風吹過田野，樹葉在枝梢抖動般的自然，我們都能體會到箇中的滋味。不同膚色下的不同血液，在一個敏感的痛點上流通了。

下意識地，我竟拿著刀叉在桌布上毫無意義地畫起來。我畫的是永遠不變的一種幾何圖形——從童年時代起，每當我信手在紙上塗鴉我就這麼畫：半圓下面延伸出一個矩形。有人奇怪地問：“這是什麼玩藝？”什麼玩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畫這個，我更不知道；卻脫口而出：“一扇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