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伊麗莎白阿姨那裡聽說的。父母從來不說安妮的死，甚至連安妮這個人他們都從不提起。

事實上，我們達爾文全家一直都共同承受著早亡的折磨：可憐的瑪麗，不過鬆鼠那麼大，還不到一歲；小查理·韋爾林也不到兩歲。每個星期天去教堂，我們都要經過他們小小的墓碑。接著是爸爸的父親——我的祖父，去世了。這事給我們帶來了深深的不安，也給爸爸造成了永遠的遺憾。因為他到達什魯斯伯裡太遲了，未能參加讓他擁有今天這番成就的父親的葬禮。

我們就像是我們那可堪同情的女王指維多利亞女王，艾伯特是她的丈夫。——編者。4年前她失去了心愛的艾伯特，但時時還得聽人們談起那事。她至今仍未從傷悲的迷亂中恢復過來，每天都穿著素服，並且每天早上都要重新把他的衣服擺出來。

雖然沒人提起過安妮，但她在我們家裡仍然陰魂不散。幾年前，我在一個箱子底下發現了她的寫字盒。在我一個人的時候，我偶爾還會想起它來。它是用一種漂亮的硬木做成的，裡面放著邊沿為深紅色的乳白色信箋和色彩與之相稱的信封，木柄的鋼質筆尖，兩隻鵝毛筆和一把珍珠母柄的鉛筆刀。另外，在一個小盒子裡還有紅色的封蠟和封箋紙。盒子上面印有一些裝飾性文字：“歡迎我嗎”和“上帝保佑你”。鵝毛筆尖上還有墨漬。以前我常常拿起筆，想像自己就是安妮，像她那樣給筆蘸上墨水，一面苦思冥想地遣詞造句，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