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歲的少年，居然也躋列「杜老夫子」的門牆。

有一天，杜月笙要試試趙培鑫，帶他到申商俱樂部，喊趙培鑫當著許多達官富商，吊一段嗓。

十六歲的孩子，開口一唱非但絲絲入扣，而且大有金石之聲，於是乎大人先生采聲四起，讚不絕口，杜月笙更是嘖嘖稱奇，在這時候，他心中打定了主意，決心培植這個罕見的天才。

從此他對趙培鑫視同子侄，一有閒空，便叫他到華格臬路公館去，或則同桌用餐，或則垂手侍立，杜月笙對趙培鑫用心良苦，他要他在自己身邊多認識些人，並且不時告訴他些做人處世的道理，進退應付的規矩。

每逢杜月笙自己要去票房白相相，趙培鑫是必定陪著，民國十七八年，上海的票房組織有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其原因，是由於許多滬上大亨，工商鉅子的提倡，邀一批朋友成立一個票房，既可以消遣消遣，休憩身心，又復能聚會聚會，談談事情。

杜月笙最常去的票房，首推市商會長虞洽卿（和德）跟證券交易所巨頭袁履登等人，所創設的申商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前後十餘年一共出了三個平劇人才，為首的便推趙培鑫，其次為戎伯銘與章耀泉。

其餘如雅歌集，杜月笙擔任了一名理事，再如正誼社、湖社，都是杜月笙不時走動走動的地方。湖社的中堅份子是沈田莘，沈田莘是位老名士，前清時候得過功名，當過一任寶山知縣。此公素有「票怪」之譽，唱起戲來荒腔野板，高低不平，他要吊嗓子，就沒人敢給他拉胡琴，但是偏有好奇的人巴望看他這一怪，義務賑災，粉墨登場，他的戲碼貼出必定可賣滿座，而往往是臺下笑成一團，臺上照樣其怪如故，一本正經。沈田莘的兒子都是黃浦灘上蠻有聲望的人，為年邁父親的出乖露醜極感茄門，曾經雙雙跪在他的面前，長跪不起，一定要父親答應不要票戲，老頭子被逼得沒有辦法，只有支吾以應，等兩個兒子謝恩起來，把他放開，他又一溜煙的坐汽車出去，找孫蘭亭、汪其俊等等杜月笙的學生，去商量邀同杜月笙、張嘯林同臺合唱「黃鶴樓」了。

杜姚結合，對趙培鑫確實是一大喜訊，往後他便不大去華格臬路，專門上蒲石路侍候先生師孃，姚玉蘭也覺得趙培鑫孺子可教，她除開當杜月笙一時興起要求她授幾段戲，便是經常的對趙培鑫加以指點。蒲石路公館裡有趙培鑫每天報到，再加上他帶來的一些文武場面，票戲朋友，於是經常都顯得格外熱熱鬧鬧。

奉姚玉蘭為首，蒲石路杜公館隨時可以組成一個戲班子，要好朋友家有喜訊，開一班馬過去扮幾齣戲，臺上臺下一片交讙，這是所謂的「送堂會」。杜月笙在蒲石路成立新居以後，就常常有送堂會的盛舉，不過姚玉蘭因為身份關係，不大登臺亮相，前安徽省主席陳調元的太夫人過壽，她曾唱了一出「刀劈三關」，此外，她還到孔祥熙的滬寓去與眾同樂了一次。

安排「送堂會」，排角色，定戲碼，杜月笙必定精神抖擻，興高采烈，他每每為這種小事一連忙上許多天，而且忙得興奮熱烈之至。他曾自詡他是「最佳提調」，因為他請得動最有名的角色和票友，同時更排得出最硬扎的戲碼。最低限度，他自己家裡就可以組成一個極有號召力的戲班。

當時做這些事，只是為了新鮮、有趣，湊姚氏夫人的興，同時也滿足了自己；杜月笙確實不曾料到，由此培養出來的本領，竟會使他在另一方面大大的出名，仁漿義粟，及於四海，聽戲、學戲、唱戲、玩戲，進而為社會大眾服務，國家民族盡力，杜月笙成為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家。

民國十八年元月十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全國賑災委員會，以曾任國務總理的許世英為委員長。

許世英字靜仁，他是安徽至德人，光緒二十三年拔貢，當過過清的六品京官，山西提法使布政使，民國元年任中國第一任大理院長，後來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北洋政府中歷任司法總長、安徽省長、航空處長、財政總長、國務總理；他擁有一大堆顯赫的官銜，一向被尊為國之大老。

十八年初許世英就任賑災委員長，當年河北、山東就發生了嚴重的旱災，他為求速效，早拯災黎，想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辦法，他專程到上海，登門拜訪一介平民杜月笙

那一年杜月笙四十二歲，許世英則已行年五十有六，這是他們往後無數次合作救災的開端，也是一對忘年交、忘「階」交的訂交之始。杜月笙看到許靜老的惠然降臨，他內心中的興自可想見。

說明來意，許世英是為河北、山東救災的事趕來看他，許世英說：上海是首善之區，全國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