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他來的特別的遲，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經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許多公事，教他們必須馬上辦理，好教他們餓得發慌。他喜歡看他們餓得頭上出涼汗。假若大家已經下了班，他會派工友找回他們來；他的時間才是時間，別人的時間不算數兒。特別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來辦公。他來到，職員也必須上班；他進了門先點名。點完名，他還要問大家：“今天是星期日，應當辦公不應當？”大家當然要答應：“應當！”而後，他還要補上幾句訓詞：“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必須有新的精神！什麼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對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這樣把人們折磨個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來。他也許是在別處另有公幹，也許是在家中睡覺。他不來辦公，大家可是也並不敢鬆懈一點，他已經埋伏下偵探，代他偵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們也就都怕那個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時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間也還互相猜忌，誰也不曉得誰是朋友，誰是偵探。東陽幾乎每天要調出一兩個職員去，去開小組會議。今天他調去王與張，明天他調去丁與孫，後天……當開小組會議的時候，他並沒有什麼正經事和他們商議，而永遠提出下列的問題：“你看我為人如何？”

“某人對我怎樣？”

“某人對你不甚好吧？”

對於第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怎樣回答——捧他。他沒有真正的學識與才幹，而只捉住了時機，所以他心虛膽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時，他又喜歡聽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裡越舒服。聽到捧，他開始覺得自己的確偉大；而可以放膽胡作非為了。即使有人誇讚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鏡子。

對於第二個問題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賣朋友，又不敢替別人擔保忠心耿耿，於是只好含糊其詞。他們越想含糊閃躲，他越追究得厲害；到末了，他們只好說出同事的缺點與壞處。這可是還不能滿足他，因為他問的是：“某人對我怎樣？”被迫的沒了辦法，他們儘管是造謠，也得說：“某人對你不很好！”並且舉出事實。他滿意了，他們可是賣了友人。

第三個問題最厲害。他們是給日本人作事，本來就人人自危，一聽到某人對自己不好，他們馬上就想到監獄與失業。經過他這一問，朋友立刻變成了仇敵。

這樣，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長出了一隻眼，一個耳，和好幾個新的心孔。他們已不是朋友與同事，而是一群強被圈在一塊兒的狼，誰都想冷不防咬別人一口。東陽喜歡這種情形：他們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齊心的反抗他。他管這個叫作政治手腕。他一會兒把這三個捏成一組，反對那四個；一會兒又把那四個叫來，反對另外的兩個。他的臉一天到晚的扯動，心中也老在鬧鬼。坐著坐著，因為有人咳嗽一聲，他就嚇一身冷汗，以為這是什麼暗號，要有什麼暴動。睡著睡著也時常驚醒，在夢裡他看見了炸彈與謀殺。他的世界變成了個互相排擠，暗殺，升官，享受，害怕，所組成的一面蛛網，他一天到晚老忙著佈置那些絲，好不叫一個鳥兒衝破他的網，而能捉住幾個蚊子與蒼蠅。

對於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曉荷，沒有冠曉荷那麼高的文化。他不會送給日本人一張名畫，或一對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圖畫與磁器，也沒有審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請日本人吃飯，或玩玩女人，他捨不得錢。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後面，自居為一條忠誠的癩狗。上班與下班，他必去給日本人鞠躬；在辦公時間內還要故意的到各處各科走一兩遭，專為給日本人致敬。物無大小，連下雨天是否可以打傘，他都去請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寫多少簽呈，永遠親自拿過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沒工夫理會他，他就規規矩矩的立在那裡，立一個鐘頭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處長，而是工友。他給他們點菸，倒茶，找雨傘，開汽車門。只要給他們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寫好了文稿，也要請他們指正，而凡是給他刪改過一兩個字的人都是老師。

他給他們的禮物是情報。他並沒有什麼真實的，有價值的訊息去報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幹。工友的與同事們給他的報告，不論怎麼不近情理，他都信以為真，並且望風捕影的把它們擴大，交給日本人。工友與同事們貪功買好，他自己也貪功買好，而日本人又寧可屈殺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過一個謠言去。這樣，他的責任本是替日本人宣傳德政，可是變成了替日本人廣為介紹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