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有了這個念頭。”

蔡京聽見“錢荒”這兩個字，眼睛立時一凝：“此話怎講？”

第十卷　大名府　第二三章　錢荒

錢荒這個字眼，對於任何一個北宋中期以後進入政事堂的大臣都不會陌生。隨著承平日久，朝廷各方面支出開始瘋狂增加，而傳統的兩稅則只能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快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北宋朝廷挖空心思想出了各種手段來增加財政收入，鹽法茶馬市舶等等不一而足，到王安石變法，又興青苗市易等法，這些手段雖然各有各的不同，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徵收的多半都是貨幣，也就是銅錢。

徵收銅錢形式的賦稅，有一個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單一載體能夠大大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否則這家繳一頭豬，那家納兩匹絹的，不說價值無法準確衡量，單單是文簿記錄的成本消耗就是一個天文數字了。然而統一徵收貨幣財富，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各地銅錢需要量飛快上升，一到徵收賦稅的時候，民間就很難在市面上看到足夠的銅錢，銅錢都到哪去了？都拿去繳納賦稅了！

銅錢不夠使用，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給商品流通拖後腿，進而給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帶來極大的不便。有鑑於此，神宗朝的貨幣鑄造數量也伴隨著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而創造了中國歷史上銅錢鑄造的最高峰 峰值達到年鑄錢五十多億之巨！

按照當朝君臣的想法，造這麼多銅錢，那總該夠用了吧？事與願違，越是加大銅錢鑄造的數量，錢荒現象反而越發嚴重了！當時人缺乏足夠的商品經濟經驗和理論支援，對這種現象百思不得其解，於是繼續努力鑄造貨幣，於是貨幣貶值。然後錢荒進一步加重。然後再加鑄錢幣。這麼惡性迴圈下來。直到前幾年蔡京被逼的採取鑄行當十錢，事實上，在這個時候。大宋的整體經濟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身為後代來人，高強對於貨幣流通中所能說明地經濟狀況，有著遠遠超越這時代人地見識。他原本以為，說服了蔡京等人。慎重進行錢幣地發行，再用出口貿易所獲得的金銀投入流通，能夠解除這種錢荒，然而金銀究竟不是貨幣，高強的大通錢莊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商業領域大宗貨幣交換的需要，但對於普通百姓獲得銅錢途徑的缺乏還是沒有多少幫助，即便是發行了新的錢引。也不過是貨幣形式的變化，錢引最小地面值就是一貫，有很多百姓一年都賺不到一貫錢，這對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好在，高強現在的觸角已經開始向大宋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開始延伸。比較各地反饋的資訊之後，他發現。所謂的錢荒，呈現了一種很怪異的走向，錢荒的走勢是東南重而西北輕，如果把流通鐵錢地四川暫時排除在外的話，那麼錢荒最嚴重的是東南五路，京畿一帶則流通最為順暢，而在西北各路，非但沒有錢荒，反而很多軍兵官吏手裡的錢花不出去。

對此，許貫忠從本朝歷代名臣的奏議中也找到了答案，當年蘇軾知杭州的時候，就明確指出，東南錢荒嚴重，根源在於大多數百姓所能生產的都只有糧食和絹帛，而這些貨物的收成是有季節性的，於是到了糧食和蠶桑的收穫季節，市面上的收購價立刻就大降；百姓必須出自更多的貨物才能換到足以繳納賦稅的銅錢。而這些銅錢被朝廷徵收之後，又源源不斷地調往西北，作為軍費使用。

與此同時，西北戰場聚集了大量不從事生產的官吏軍兵，這些人能夠獲得固定的貨幣收入，當地所能提供的消費品卻又有限，於是當的貨物貶值，物價飛速上漲，朝廷被迫一再向這個區域增加投入。這種單方面的貨幣流年復一年，東南的錢荒怎麼能不越來越嚴重呢？

不過，雖然看到了這種錢荒現象的成因，當時的大臣卻沒有什麼太好的解決辦法，蘇軾就提出了他自以為是的妙招：取消貨幣徵收，而直接徵收實物。這種方法一旦實施，首先崩潰的不是大宋社會，而是朝廷本身，因此只在幾個小範圍內施行了很短的時間，很快又廢止了。

弄清了來龍去脈，高強便運用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那點知識，對此進行重新解讀。社會經濟的執行，遵循著生產一分配一消費一再生產這樣的規律，而很明顯，在錢荒這個問題上，貨幣財富的流通呈現出了單方向，國家財富的主要出產地東南的百姓，和貨幣財富的主要消費者西北的官吏軍士之間，由於地域上的距離，出現了明顯的斷層，一邊拿著錢花不出去，一邊是生產者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長此以往，經濟只有走向崩潰。

於是，高強就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要使得這個迴圈重新流暢起來，很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