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並即刻招還京城，下御史臺治事。然而這一次，局勢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時任監察御史的小字號張隨雲隨即上書，稱言官可諫，然國事為先，北邊亂象方呈，不可無罪招邊帥回京，恐傷降人之意。

御史們自己打起架來，這種事在本朝士大夫爭相言事的傳統下也是極為罕見的。當時便引起了朝野側目。也不曉得是什麼人洩漏出來，張隨雲的奏本一夜之間不脛而走，傳遍汴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話“雖言事者不罪，然若罪一宗澤而失遼東四十三州，則毛注之罪百死莫贖也”，更是激起了軒然大波。

毛注當然大不服氣，再上奏疏，說張隨雲是危言聳聽，蠱惑聖聰，那遼東納土乃是大宋氣運昌隆，天子修德懷遠的成就，豈有正刑一大臣而失至德之理？他這番理論乃是儒家正統說法，自然應和者眾，然而朝廷大臣其實是不大管公論如何的。況且這件事背後牽扯到了當今朝廷幾乎所有的大佬。哪裡是區區一事的是非能決定的？況且這件事誰是誰非，還真就不那麼好決斷。

隨即便有鄭居中的死黨，左司諫黃葆光上奏，稱遼東新附之地，大臣縱使有罪，不當輕易其帥。然後開始大讚宗澤，說他公車到任，降人心悅誠服，遼東翕然稱治，有當年姜望三月定齊之風，誠為不可多得的賢臣，毛注以細事風聞為言，不識大體，不宜再居臺諫，請出外任。

左司諫是諫臣，主掌議論朝政，因此他舉宗澤的政績為據來保他，倒也合乎本職。當時御史中丞石公弼見毛注勢孤，其餘的臺諫官員卻多半都有自己的靠山，在朝中局勢明朗化之前，誰都不肯輕易明確立場，當下只得跳出來，以臺長的身份上書，劾奏宗澤罪狀若干，並指斥張隨雲和黃葆光有朋黨之嫌。

這一本已經是直指高強和鄭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擴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鄭居中身為國舅，在何執中去後，他便是趙佶在宰執大臣中的頭號親信，可以說趙佶離了誰也離不了他，他自是有恃無恐，當即便奏稱石公弼意在起大獄以自求宰執，其心叵測，非諫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別號。

以石公弼的分量，當然不足以與鄭居中抗衡，於是就好象武俠小說中高手出場的次序一樣，爭鬥一旦升級，大高手們就一個接一個登場，如今輪到門下侍郎張克公出手。張克公當年是憑藉參倒了蔡京而登上執政的，鄭居中的說法好似在揭他的瘡疤一樣，自然要加以駁斥，說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如今既然御史參劾宗澤，便當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無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爭？

其人持論雖似公允，但卻是用意頗深。一來張克公是完全從文官宦海中升上來的，不象鄭居中和皇帝有親戚，他的言論當然不能象鄭居中那樣咄咄逼人；二來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臺，那就等於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須知這御史臺的官司可不是那麼好打的，雖說是一班士大夫審案，審的也是士大夫，卻不會真個與你講什麼溫良恭儉讓，用起刑罰來絲毫也不會含糊，甚至由於不公開審理的緣故，比大理寺和開封府來得更加殘酷。當年蘇軾烏臺詩案時，一聽說下御史臺審理，立時就開始寫遺書，已經做好了刑斃當堂的準備，可見一斑。歷史上岳飛受刑之慘，也是在當時的兩任御史中丞何鑄與万俟禼手中成就，這就等於是所謂的“詔獄”一樣，哪裡是人能進的！

大家同殿為臣，彼此有什麼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張克公這般說法，當時便惹惱了葉夢得。葉夢得詞臣出身，在中書舍人知制誥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裡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擬什麼奏本，當朝便大段議論批駁張克公，其言鏗鏘有力，出口成章，連韻腳都是分毫不差。趙佶這皇帝也算極品，在龍椅上聽得連連點頭，末了也不說誰有道理，竟來指摘葉夢得有一處選詞不大恰當，金口給改了兩個字，覆命人從起居注中抄錄成文。

天子一言，張克公只道皇帝認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謝罪，哪知趙佶卻很是嘉勉了他幾句，反要高強為宗澤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參宗澤諸事，多半都是出自樞密院的政令。

說了半天，到底參了宗澤是哪些事呢？

頭一樁開邊生事，這條罪名最好用，只要是邊疆不寧，那就可以扣到邊帥的頭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對外開仗，無論打勝打敗。這消耗錢糧是一定的，天下騷然也是免不了的，一旦開邊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樁罪名了，譬如西夏作反，其實党項人佔據河西走廊，立國是必然的趨勢，但是許多言官就愣是認為系邊臣措置不當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為言。現今女真與大宋名分未定，情況和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