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以弱肉強食之道施諸人類社會之國家，皆墨子所謂‘

行則同於狗彘’者也。”（同上）

胡適認同達爾文的進化論，但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天擇”的本義是不違逆自然選擇，是天下生物體對自然的順應，不意被偏轉為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吞噬，這是達爾文的悲劇。

隨後，胡適把話題轉到故國，“今之慾以增兵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也，獨其愚不可及也。”因為在20年內，無論中國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軍備上和日本俄國英法等抗衡，何況人家也不會坐等。彼此無有已時，戰禍仍不可免，世界和平終不可得。於是，胡適又提出他的根本之計：“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歷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出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同上）但，根本之計，緩不救急，面對問難，胡適應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同上），所能做的，便是這些，急並不解決問題。胡適留學時形成的這一思想，一直流貫到1930年代中國抗日戰爭的前期。面對日本的挑釁，胡適總是主張避免衝突，埋首內政，尋求妥協，仰仗國聯。可惜，時勢不依人，這條路終究未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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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尼采的“遺毒”（1）

在《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札記中，胡適第一次涉及到德國哲學家尼采。他是在批判德國將領卑恩赫低（Bernhardi）所宣揚的“國際###”時，把尼采作為其思想資源來評論的。卑氏認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所謂國際###，也就四個字，弱肉強食是也。卑氏所推崇的“強權”，其理論根源即來自尼采。因而胡適指出：“強權主義（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為德人尼采（Nietzsche）”。在接受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濡染的胡適看來，“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這是密爾的話，胡適多次徵引；同時他也徵引邊沁的樂利主義話語（今通譯為“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乃為道德之鵠。以此為倫理底線，或，以此為一個接受框架，當尼采一旦進入胡適的視野，就只能成為一個批判的物件。在尼采那裡，胡適看到了什麼？

“人生之目的不獨在於生存，而在於得權力（The　Will　to　Power）

而超人。人類之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人社會（Superrnam）。超人者，

強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殲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類。世

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謂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

所以捍衛弱者，不令為強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賊也。耶穌教以慈

愛為本，力衛弱者，以與強者為敵，故耶教乃人類之大患。耶教一

日不去，此超人社會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教也，道

德也，皆弱無力者之護符也，皆奴隸之道德也，皆人道之蟊賊也，

皆當斬除淨盡者也。”

胡適的眼光很準，一段話，便拎出了尼采思想的要害，而他自己的議論是：

“自尼采之說出，而世界乃有無道德之倫理學說。尼氏為近代文豪，其筆力雄健無敵。以無敵之筆鋒，發駭世之危言，宜其傾倒一世，——然其遺毒乃不勝言矣。文人之筆可畏也！”（同上）卑斯麥

“宜傾倒一世”，沒有傾倒當年在美國的胡適，但卻傾倒了當年在日本的魯迅。胡適眼裡的“遺毒”恰恰是魯迅眼中的“華彩”。1907年，魯迅在日本作《文化偏至論》，整個論述基本籠罩在尼采的思想中（亦兼有斯蒂納的無政府主義等）：

“若夫尼佉（即尼采，筆者注），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

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

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

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

驚歐洲之思想界也者。由是觀之，彼之謳歌眾數，奉若神明者，蓋

僅見光明之一端，他未遍知……。故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

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