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不可掉以輕心。

艾滋病發現之初，有些人說：這種病是上帝對男同性戀者的懲罰。現在他們該失望了——不少靜脈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覺得人應該希望有個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們自己一樣壞是不對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樂趣就是發掘別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後盼著人家倒黴。謝天謝地，我不是這樣的人。

鑑於本文將在醫學雜誌上發表，“醫者父母心”，一種人文的立場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共鳴。我個人認為，享受自己的生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帶來種種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而同性戀是同性戀者在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醫學沒有辦法把同性戀者改造成異性戀者——我猜這是因為性傾向和人的整個意識混為一體——所謂矯治，無非是剝奪他的效能力。假如此說屬實，矯治就沒什麼道理。有的人渴慕異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對愛情的態度是一樣的，歧視和嘲笑是沒有道理的。歷史上迫害同性戀者最力者，或則不明事理，或則十分偏執——我指的是中世紀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納粹分子——中國歷史上沒有迫害同性戀的例子，這可能說明我們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執，這種好傳統應該發揚光大。我認為社會應該給同性戀者一種保障，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舉例來說，假如有一對同性戀者要結婚，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

至於同性戀者，我希望他們對生活能取一種正面的態度，既能對自己負責，也能對社會負責。我認識的一些同性戀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很好的工作能力。我總以為，像這樣一些朋友，應該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個樣子。我是個異性戀者，我的狹隘經驗是：能和自己所愛的女人體面地出去吃飯，在自己家裡不受干擾地Zuo愛比較好。至於在街頭巷尾勾個性伴，然後在個骯髒地方瞎弄幾下是不好的。當然，現在同性戀者很難得到這樣的條件，但這樣的生活應該是他們爭取的目標。

《他們的世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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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什麼放著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什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覆的資格。眾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什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物件是一個社群，包括了社群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為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群做實在的觀察，不迴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面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

我們發現，在社會科學的出發點方面，有兩種對立的立場：一種是說，科學在尋求真理，真理是對事實的實事求是；另一種則說，真理是由一種教義說明的，科學尋求的是此種真理正大光明的頌詞。一種說，科學不應屈服於一種權威的教義；另一種說，科學本身就是權威的教義。一種說，不應出賣科學；一種則說，不存在出賣的問題，它自從出世，就在買方手中。一種說，在科學中要避免學院式的裝腔作勢；另一種則說，科學本身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一種說，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