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金錢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誠，是真正的愛情。婚前，董邊曾鄭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條“夫妻公約”：

第一，一切為了進步；

第二，兩個人的事，女方做主；

第三，不能因日後分開工作（在戰爭歲月夫妻分在兩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應了。後來，他倆果真都信守這三條——他倆的“夫妻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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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邊憶田家英（4）

如此簡單的婚禮，沒有任何排場，沒有金錢和美貌的交易，有的是赤誠、真正的愛情，這樣的愛情不是“飛鴿牌”，而是“永久牌”。董邊對劉成智也不介意，曾與田家英一起去看望她——她在棗園醫務室工作。

結婚之後，董邊頭一回使用“夫妻公約”所“賦予”的權力，即第二條，“兩個人的事，由女方做主”。

那是因為董邊懷孕了，“由女方做主”，董邊不要這個孩子。雖說對於他和她，都是第一個孩子，可是在戰爭年月，只有首長及烈士的孩子才可能由保育員帶養。通常，女同志生孩子，組織上就讓她不工作，在家帶孩子。董邊不願意放棄工作，決計不要孩子。田家英雖然心中很想要個孩子，但還是服從“約法三章”。

1944年6月，臨產的董邊住進中央醫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個產婦，是棗園鄉西溝村村長的媳婦，叫吳桂花。吳桂花已經生了四個孩子，都沒有成活。這一回生第五胎，生下來又死了，吳桂花正哭哭啼啼。

董邊決定把小孩送給吳桂花，對她說：“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還是女孩，都給你！”

“給我了？！”吳桂花吃驚地睜大了眼睛。

“一言為定！”董邊用很堅決的口氣說道。

沒一會兒，吳桂花的丈夫來了。她的丈夫一聽，自然喜出望外。不過，他還是有點顧慮，問董邊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長大了，你也不要？”

“口說無憑，立字為據！”董邊說道，“我可以寫一張永遠不要這個孩子的字據給你們。”

這下子，吳桂花和她的丈夫相信了這位女幹部說的是真話。

董邊分娩了，生下一個胖小子——她的母親因為只生女孩、沒生男孩，一輩子受氣；她自己也因為是個女孩，一生下來差點被剝奪生的權利。然而，如今她生下了男孩，只看了一眼，連奶都未喂一口，就送人了！田家英來了，也只看了一眼孩子。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他們哪有一個安定的小窩？哪有精力照料孩子？

董邊是個說話算數的人。她完全遵從她的諾言，沒有再向那個老鄉要回自己的孩子。不過，作為母親，她總牽掛著兒子的命運。她自己去看兒子不方便。她曾託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褚太乙同志在下鄉時去鄉長家看望過，聽說孩子長得很好，她也就放心了。

解放後，她從未去查詢過那個孩子的下落。儘管要找的話，是不難找到的，因為孩子所在的那家有名有姓，地點也清清楚楚。但是她立過“永遠不要”的字據，她說應當“取信於民”，永不反悔。

那些日子裡，田家英從中央政治研究室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在胡喬木的領導下，他和曾彥修（筆名嚴秀）一起編寫小學課本。

田家英成了延安的“秀才”。他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許多雜文。他的雜文確實“雜”，古今中外，廣徵博引，反映出作者是一位道地的“雜家”，有著政治、歷史、文學、哲學的廣博知識。

他和董邊在努力地工作著，“一切為了進步”！

自從和董邊結婚之後，田家英便戒菸了。因為董邊聞不得煙味兒，怕抽菸引發她的哮喘病，田家英“告別”了香菸。只是喝酒無礙於妻子的哮喘病，他仍喜歡喝兩盅。

不過，在生了孩子之後，身體虛弱，董邊的哮喘病還是發作了。延安缺醫少藥，董邊一病就病了半年多。

董邊病好以後，也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結束。延安處於興奮之中，大批幹部離開延安，去開闢新的紅色區。

董邊跟田家英商量，報名到前線去。董邊給蔡暢大姐寫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決心。第二天，蔡大姐就覆信同意。於是，董邊告別了田家英，融入了那支浩浩蕩蕩開赴前線的隊伍。

不料，這一別，竟三年未見面。

董邊來到冀東，活躍於京、津、唐三角地區。她在那裡參加“清匪反霸”、“複查土改”工作，擔任黨的區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