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自然聚斂到一批財富。但靈帝還不滿足，又下令各州郡輸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陽。讓宦官掌握驗收大權，檢驗時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強迫各州郡以原價的十分之一賤賣，宦官隨後又賣回給各州郡，賺取差價。州郡買了這些不合格的材木，運送到洛陽，宦官依然說不行。就這樣反覆操弄，運來的木材堆積如山，到後來都爛掉了。宮殿過了幾年還沒修成，靈帝卻從其中大賺了一筆。至於各州郡吃了這場大虧，不免要把損失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卻不管了。

不過，漢靈帝也漸漸發現，勞心費力地想這些斂錢之方，雖然有效，但也還是太過麻煩。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發揮一下皇帝這個資源的優勢。終於，他發現了皇帝手中掌握著一種獨一無二的熱銷產品，那就是官位。

這個絕招還是他的母親董太后給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來就是一個嗜財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間飛黃騰達做了太后，這份貪慾就更是漲到了極點。靈帝的四處搜刮，買田置地就曾經得到過她的大力支援。現在看到寶貝兒子又一次為弄錢而發愁，與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賦已經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進了漢靈帝的私囊，再找生財之路可不那麼容易了。這時，董太后得知前代有過賣官的事情，頓時感到這是一股巨大的潛在財源，立刻喜上眉梢，報告給了兒子。具有商業頭腦的漢靈帝也一拍即合，馬上下詔，在上林苑設定了賣官的機構，公開賣官。

東漢的賣官起於鄧太后，但那時只是偶爾為之，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徵富人之錢來“佐國之急用”而已，並沒有將之作為生財的工具。但漢靈帝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這個當作天字第一號買賣來做的，自然不滿足於前代的那種小打小鬧，而要“正規經營”，於是就對各項官職明碼標價，列出一張價目表來。當時初步定下的價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職600萬錢，2　000石的官職2　000萬錢，依此類推，按官定價。除了皇帝的位子不賣之外，上至三公，下到縣令，統統可以拿錢買到。即使是國家選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職位，就得另外加錢。當然啦，這麼直接地說拿錢買官畢竟有點不太好聽，於是對賣官所得的錢，就起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禮錢”——只是赤膽忠心的官員給朝廷送禮嘛，於是買方賣方，就都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漢靈帝的這場賣官大買賣從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買賣做久了，價格也就要隨行就市，有所調整。地方官由於直接臨民，颳起地皮比較方便，售價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縣貧富不等，縣官售價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買，就是官吏想升遷，也得出錢。為了激勵他們出錢的踴躍性，求官的人還可以估價投標，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中標上任。當然，買官的價格並不固定，也可以根據求官人的身價和擁有的財產隨時增減。比如崔烈想當司徒，因為他出身於北方的名門望族，又是個大名士，便透過關係，只花了五百萬錢就買下了價值一千萬的司徒。到冊拜之日，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望著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他這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對隨從親信嘟噥：“這個官賣虧了，本來該要他一千萬的。”旁邊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陛下您要有點品牌意識，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豈肯輕易買官？現在連他都認可陛下的產品，正好給我們做免費廣告，以後這官位就會更暢銷了，陛下還擔心收不回本來？”事後，崔烈的兒子對他說：“大人實在不該買這個三公，外面議論紛紛，都嫌這官有銅臭味。”“銅臭”這個典故就是從這兒產生的。

雖然如此，靈帝對於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願意。於是他規定，以後官吏的調遷、晉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須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標價，也就是說，官員上任要先支付相當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這麼一來，許多官吏都因無法交納如此高額的“做官費”而嚇得棄官而走。沒人當官，漢靈帝的買賣豈不是要虧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貪贓枉法，請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強迫派去。比如，當時司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別減價，只收他三百萬錢，派他作鉅鹿郡太守。得到詔書後，司馬直很不情願，就想以請假為名，不去上任，但卻得不到批准，沒有辦法，只好勉強答應。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氣，就上書皇帝，在援經據典、抨擊時弊後，服毒自殺了。

當然，像司馬直這樣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漢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