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透的分析擊中專制社會的命門。

他並孜孜矻矻，希其驚醒，導其改變。

但李鴻章輩的知識頭腦僅止於此。所以最終結果也是雞同鴨講，咽塞難通。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中山先生不是這樣，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總提，也有細講，包括急興農學、講究樹藝等，但他強調政治制度乃為根本。其他要在這個根本上依託進行，方有成績。

中山先生論證在民治社會與專制社會不同政經體制之下，人，這個創造的主體，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虛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蘊藏，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而在專制之下，野有遺賢，朝多倖進，人的本性被戕害成為基因，遺患無窮……

他25歲時寫的《農功》一文，也因闡明精彩闡述，被鄭觀應修改採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關中國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論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測量儀，道出迷亂陸離現實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絕不是狹義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廣泛意義上的幕僚，但我們仍可視之為一種參謀和智囊——他們可以說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時代意義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寫於1897年的重頭文論《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他這篇29歲時所寫的長文扣住了中國數千年以來的病灶，像全息攝影般寫出，觀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裡的通透分析，無與倫比的敏銳觀察，流暢而不乏頓挫的敘述。

他說，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