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7年，在當時還附設在人類博物館裡的電影資料館舉行的一次電影放映會散場時，喬治·薩杜爾向我吐露了他打算寫一本電影史的想法。老實說，我當時對此事並未予以重視，根本不曾預料到他這一決定將在我們對電影的瞭解上產生重要的作用。

喬治·薩杜爾當時在影評界還是個新來的人。同他此時對超現實主義和**這兩大抉擇相比，上一行將成為他終身事業的決定，在當時看來，似乎出於偶然，無關重要。

人們當時甚至沒有把他列入那些對《電影評論》有貢獻的超現實主義者中間。

因此我當時怎能企待他來實現我在奧里奧爾與布魯紐斯身上，或在皮埃爾·亨利與讓·米特里身上①未能實現的希望呢？後二人可說是活的百科全書，他們看過許多庫存的影片，閱讀過許多寶貴的資料，並曾慷慨地將這些資料供我使用過。

①以上四人都是法國著名的影評家，奧里奧爾曾於1928年創辦《電影評論》，讓·米特里曾於1936年同本序作者朗格盧瓦創立法國電影資料館。——譯者。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當時也會這樣想：喬治·薩杜爾怎能比從1915年起就參與電影工作的路易·德呂克或是萊昂·穆西納克的著作帶來更多的東西呢？除了那些醉心於《芳托馬斯》①的年輕一代人所固有的不同意見和不同偏好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①《芳托馬斯》（FantoAmas）法國早年的驚險片（詳見本書正文）影響一直至今，60年代仍有以此為內容的彩色寬銀幕影片出現。——譯者。

當時，假如有人告訴我即將出版一部由皮埃爾·亨利寫作的電影史的話，那我將怎樣興高采烈、熱情滿懷地來歡迎它，因為我相信，這位作者在這樣的書裡，為了我們大家的利益，一定會向讀者提供他從年輕時起作為最早有見識的電影愛好者之一累積下來的知識。他是路易·德呂克的好友，是《大眾電影》的主編、《電影》雜誌的撰稿人、《我的電影》的負責人、《電影雜誌》的評論家，同時也是“法國電影俱樂部”的創辦人之一。就是到今天，這位通曉電影的人寫的見證性的文章仍然非常重要，因為他對影片的論述可以彌補我們今天對那些再也無法看到的優秀影片的瞭解不足。

因為在1937年，電影史基本上是一種從作者直接經驗和親身經歷的知識產生出來的見解與判斷。

電影初期的情況也是如此，1909—1912年間出版了一些最早論述電影起源的小冊子，然後是在這些小冊子啟發下寫出來的一些著作，這些著作既真實而又有片面性，旁徵博引而又零星不成系統，其中最後一本著作曾在1926—1931年間引起一場關於電影發明的爭論，因此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原始資料。如果沒有這場爭論，這類資料可能早已散失；這件事一方面說明，“差不多”思想的危險，同時也顯示出版一部著作的好處，即便出版一部錯誤的著作，也會因此引起批評，從而可以發現一些新的情況，而這也正是薩杜爾從中獲得的教益。

因此，所有當時已經出版的或者正在編纂的電影史，都是對多年來觀摩的影片和經歷過的爭論與看法的一個鳥瞰，或者更明確點說，是一個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對電影藝術及其進步有所認識。一句話，電影史在1937年只不過是電影評論的一個派生物而已。

只要瀏覽一下1935年出版的巴爾臺希和布拉西拉什合著的《電影史》的最早版本（這是1937年前最後出版的一部電影史），就可以發現，它的價值不在於顯示過去，而在於布拉西拉什對他看過的影片及其製作者加以描述、說明、確定其地位高低，由此表示其判斷的可靠性。但是，這種寫法只適用於他個人瞭解的、親眼看到的影片，也就是說，只限於他所知道的，並當時在大家心目中認為是唯一重要的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的一個很短的時期。

正是由於這種判斷的可靠性，才使該書引人注意，並具有歷史的價值。只要把此書1935年的版本與其他版本相比，就可明瞭以後他們作為歷史增添的一切，只是歪曲了它的原來面貌，並且由於淹沒了只在原先簡明敘述中存在的基本特點，從而損害了它的原有價值。

影評家只有在他的判斷預言到未來時才涉及歷史。正是由於這點，所以路易·德呂克的著作屬於歷史的範疇；也正是由於這點，他的著作多年以來成為許多電影史的唯一參考資料。

反之，電影史家的優越性在於回顧過去，他的判斷的可靠性不是超過現在去預言未來，而是相反地，穿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