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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戴笠在上海的肅奸行動，蔣介石雖然時刻關注著，但很少說些什麼，只是對個別人給戴笠下過給予寬容的手令。原中統局上海特派員張瑞京投靠汪精衛後，先是在李士群的手下任特務行動大隊長，後又任偽陸軍第七旅旅長和參軍處中將參軍。因為與汪精衛的長子汪孟晉時常吃喝嫖賭，成了莫逆之交，並由此掌握了汪精衛在世時與蔣介石和何應欽等要人來往的十幾箱信件的藏身處。日本人一投降，張瑞京利用南京混亂之際將這十幾箱的秘密信件偷了出來，並透過中統局全部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得到這些信件後非常高興，不但給戴笠下手令放了張瑞京，還給他頒發了“青天白日勝利勳章”一枚。得到勳章後的張瑞京，不久被任命為國民黨南京市政府“敵產”管理處處長。對這樣的特殊人物，戴笠也無可奈何，只能聽從蔣介石的安排。

儘管這樣，戴笠仍然受到輿論方面的壓力，原因主要來自於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的中秋過後，上海所有報紙上所發的主要文章都與懲治漢奸有關。要論最大的漢奸莫過於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汪精衛已病死，陳公博雖然逃往日本但已被押解回國，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由於周佛海在軍統局的接收過程中大紅大紫了一場，弄得許多人對他側目而視。為此，全國強烈要求懲辦周佛海等大漢奸的聲浪很高，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瀾，藉機向戴笠施加壓力。其實，自從日本投降後，戴笠就意識到周佛海的利用價值將會越來越小，而給他帶來的麻煩會越來越大。如果美國等盟國有不利於周佛海的主張，再加上共產黨方面以及國民參政會一些人，如果利用周佛海的事為開啟政治上的缺口而向蔣介石發難，那麼首先倒黴的肯定是他戴笠。此時，周佛海對戴笠來說彷彿是個巨大的政治陷阱，隨時都會把他給吞沒了。戴笠覺得不能讓周佛海久留上海，否則後果難以預料。為此，自肅奸行動開始以來，戴笠是無時無刻不在注意輿論及各種政治力量對周佛海等人的態度。當他發現上海的形勢越來越不利於周佛海時，戴笠就想以“休養”的名義把周佛海送到重慶軟禁起來。這樣做，對周佛海等人來說是避開了輿論中心，對他們本身也是個保護；對外界來說，是把周佛海等漢奸進行關押，聽候國人的審查和處理。於是，戴笠與周佛海閉門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的氣氛相當壓抑，儘管戴笠是以商量的口吻說起到重慶的事，但周佛海完全明白這並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因為他清楚自己可利用的價值所剩無幾了。戴笠對周佛海說：“上海和南京報紙上的文章你肯定看了，都說你能‘翻手作雲覆手為雨’，這些輿論我們是無法阻擋呀！為了你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張你還是住到重慶去為好。蔣委員長早就想見你了，並多次指示我親自送你去重慶……”面對戴笠的侃侃而談，周佛海很少說話，因為此次去重慶心裡一點底也沒有。為了摸清戴笠的底牌，周佛海讓自己的密友、並幫助他辦《中報》的金雄白，去試探蔣介石在上海的軍事代表蔣伯誠的口氣。

蔣伯誠與周佛海原來是鏢友，抗戰時蔣伯誠在上海曾被日本憲兵逮捕，後經周佛海與日本方面反覆疏通蔣才獲釋。有了這層關係，周佛海覺得也許會從蔣伯誠的嘴裡得到些真實的內容。可沒有料到，金雄白到蔣伯誠住處後剛說起周佛海去重慶的事，蔣伯誠當即說：“佛海既已決定同雨濃去重慶，又何必再來問我呢？”這話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該如何回話。蔣伯誠略頓了會又說：“佛海知道我與戴雨濃是不對座的，如果照我旁觀者的立場說了真話，可能會壞了戴雨濃的好事，會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說真話，可佛海過去畢竟是我鏢友，而且這幾年他也照應我不少。其實，戴雨濃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慶處境肯定不會好。我說白了吧，以佛海的聰明，並且過去又太熟悉當局的事與當局的人，他又何必來問我呢？”

蔣伯誠說完，就讓人送客。

金雄白回來後，就把蔣伯誠的話坦直地轉告給了周佛海。周佛海聽完後，知道自己的路已絕，神態幾至失常。但此時周佛海的內心仍心存一絲僥倖，他沉默了許久後對金雄白說：“我想此去，蔣先生不過叫我作個時期的休養罷了。”此話，也只能是對他自己寬慰。戴笠的用心也不只是蔣伯誠洞悉，當唐生明得知周佛海等人將由戴笠送往重慶時，就不客氣地對戴笠說：“過去儘量利用人家，今天用不著人家了，便不肯代他們負責了。”戴笠聽後只是苦笑了一下，是的，在這個時候他無法向唐生明解釋清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