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環保大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尤其是###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三個轉變”，科學地界定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成為指導新時期環境保護工作的行動指南。

會議第二天，《　人民日報　》發表了標題為《　關鍵是加快實現“三個轉變”　》的社論，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地對###提出的　“三個轉變”進行了深入闡述，認為這是一個方向性、戰略性、歷史性的轉變。與此同時，《　求是　》雜誌發表署名文章對“三個轉變”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作為此次大會的標誌和靈魂，“三個轉變”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內容豐富，內涵深刻。

第一個轉變強調，發展的指導思想要發生重大轉變，要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這是###總理繼2002年第五次全國環保會議上提出要把環境保護工作擺到同發展生產力同等重要的位置之後，對環境保護重要地位的進一步闡述。實現“並重”的途徑，並不是把兩者割裂開來，而是要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加強環境保護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護環境中求發展。這正是保護環境最佳化經濟增長的核心內容。

第二個轉變強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要同步。在第二次全國環保會議上，國家制定了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指導方針，對在工業化、城市化程序中避免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在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的思想影響下，在以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階段，實現“同步”是難以做到的，必然出現“老賬未還、又欠新賬”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擺脫“先汙染後治理”的狀況。只有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以保護環境最佳化經濟增長的路子，“同步”這個美好的願望才能轉化為現實，環保工作才能改變消極被動的事後補救狀況，形成積極主動的事前預防格局。

第三個轉變強調，運用綜合手段解決環境問題。由於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環保工作一直難以得到全社會的充分理解和廣泛支援，從客觀上也容易導致更多地採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只有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並重”，環境保護真正成為最佳化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環保工作才能得到各方面的積極呼應，才有條件更多地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同時，更要看到，第三個轉變對環保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那就是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全面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

在“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既是核心又是途徑，第二個轉變既是目標又是模式，第三個轉變既是手段又是基礎。

“三個轉變”是對我國經濟與環境關係的根本性調整。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甚至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推進經濟增長的力量遠遠大於保護環境的力量，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十分突出，兩者嚴重失衡，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要“並重”、“同步”，解決問題的出路，必須要以保護環境最佳化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實現保護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內在統一。

“三個轉變”是環境保護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發達國家曾經走過一條“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的發展道路，環境保護經歷了先汙染後治理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初，在工業化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我國就緊跟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潮流，開始了保護環境的征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環保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減緩了環境惡化的趨勢。但是，由於認識上沒有“並重”，實踐中沒有“同步”，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增長方式比較粗放，沒能從根本上擺脫先汙染後治理、邊治理邊汙染的道路。“十五”期間環境汙染還在惡化，環境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損害群眾健康、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必須透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同步推進，做到不欠新賬，多還舊賬，堅決改變先汙染後治理、邊治理邊破壞的狀況；同時，實現的途徑絕不能也不可能照搬一些發達國家的現成模式，必須立足於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更加經濟有效的環境管理模式，變被動、事後、補救、消極環保為主動、事前、預防、積極環保，走出一條低代價、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