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上的漢字多，卻認識不了一種更重要的東西。

老太太安靜了不消五分鐘，蘆雅和伊涼又開始了小聲交談。她倆望著液晶電視上的娛樂節目，不時被逗得咯咯發笑。我依舊望向窗外，被這個國家的壯麗山河吸引著。

“不像，那兩丫頭不像雲貴這一帶的少數民族，我估計是老外。”我身後過道的側面，傳來幾個遊客的議論，我隱約聽得出，他們是在談論我和兩個女孩。

“大哥，你是老外不？哪個國家來的啊？”一個留著分頭的小夥子，年紀和我相仿，而且他也穿了一條迷彩褲子。從他腳上那雙沾滿水泥點的舊皮靴，我想他應該打工仔。和打工小夥坐一起的那位婦女，可能是他媳婦，夫妻二人一起坐車回家。

“大哥，你會講中國話不？來，抽根菸唄。”打工小夥見我側臉望向他，這傢伙立刻欠過身子，友好地遞來一根香菸。打工小夥的媳婦推了自己男人一把，沒好氣地說：“你別跟人家鬧，竟出洋相。”

儘管周圍的乘客也因打工小夥的莽撞而呵呵發笑，但他們還是用笑聲不懷好意地想看熱鬧，讓這位冒失的小夥子試探出我的來歷。

我還是沒開口回答，如果我講英語或者泰語，打工小夥根本聽不懂我的話。我稍稍微笑著對打工小夥搖搖頭，謝絕他的好意。

這時，一個高大而面板白皙的紅髮老外在過道中間走過，他可能要去車廂另一端的衛生間，流星似的大步子，令打工小夥遞來香菸的手快速縮了回去。

我彷彿瞬間才明白過來，是我和蘆雅、伊涼的膚色，因為不是白人，周圍的人萌動得好奇裡，膽量似乎也滋生了出來。他們見我們三個衣著樸素，和大多數窮老百姓無異，可我們身上又有著與周圍環境相區別的異域氣息。所以，這些人找到了突破口，一種可以找到平衡或者優越的突破口。

“大哥，你是日本人嗎？來俺們國家打工的嗎？”打工小夥的話，問得我心裡發麻。坐在離我較遠的那幾個畢業生，似乎也開始關注這邊的動靜。

那個戴黑框眼鏡的小子，躲在座位後面遮住臉，又滿腹壞水的罵道：“真他媽二，跟體育系那幫野人一個逼味兒，四肢發達沒腦子，天生推磚車、和水泥的苦工。連他媽中東語都聽不出來。”

我冷起了面孔，扭頭望向車窗外，不再理會這些人。那個戴眼鏡的小夥子，很是自負自己的專業，他似乎從來沒有明白過，教育把學生們分開到各各專業，為了就是讓術業有專攻，彼此互補，產生最強的力量。

但對他們來講，任何可以用定義劃分出界限的東西，對立起來似乎比合作起來更有趣兒，更能產生激情。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對體能培育的重視不會亞於腦力知識，人腦長於身體內，身體完蛋了，再優秀的大腦也要枯萎。一個不懂得尊重體力勞動者的“知識型社會”，比一個法盲官員更無知的可悲。

“都醒醒，精神點！注意扒手，看好自己衣物。老百姓不欺負老百姓。”一個高調的嗓門，從車廂門口傳來，不等人們回頭去看，一位列車乘警像參加競走比賽似的，從我們身邊流星般擦身而過。

他的制服和他的大嗓門，把我對面昏昏欲睡的老太太驚醒了。望著遠去的乘警，我不免覺得好笑。看到這種維護治安的手法，或許聘請一位神父在火車上走兩趟更奏效。因為神父更懂得息事寧人，更懂得給兩方各留活路。當一群警察生存在善與惡的夾縫中，他們就成了警察的警察。

廣州開往昆明的K484次列車，在湖南長沙站停了八分鐘，在省會下車的乘客，人人都站立在過道上，挺著高高的胸脯，很有面子。

部長小夥也在該站下車，她的女友用力抱緊了他，將頭埋進他的胸膛。看得出來，這對情人要就此分別。那個瘦高小夥和戴黑框眼鏡的小夥，拖著大包小包的行李，笑著喊著到家嘍，從列車上擠了下去。他倆隔著視窗，擺手示意部長小夥兒快點下車。

“有些話很早就想對你說，可我又開不了口，這封信是我花了兩晚寫給你的。現在不要看，一定等我下車後火車出了站你再看，這點約定你能做到嗎？堅強些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說完，部長小夥跑下火車，他臉色難看地拖著兩個大行李，站在外面對緩緩起身的火車招手，和自己大學睡了三年的女孩道別。

火車出了站，那位女孩雙手顫抖著拆開男友的信封，列車廂內大部分乘客，都把目光齊刷刷盯在女孩手上，99％的人，都期待一個結果。是的，他們猜中了，女孩只讀了信的開頭，就伏在桌子上抱頭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