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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樣嚴重情勢的因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壓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區，日益擴大，到這年的六月三十日為止，解放軍已經控制了二百三十五萬平萬公里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超過一億六千八百萬。國庫收入（田賦）銳減，但軍費相反地直線上升。赤字成為天文數字。

國府更大的困擾，每失一地，即產生成千成萬的難民，即這些人內心裡擁護國民黨，恐懼中共的“解放”、“翻身”。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統計，此項無家可歸的難民人數，共達兩千萬之巨。政府無法坐視，需予人道救濟，因而益增財政上的沉重負荷。

“無糧不聚兵”，早是支援戰爭的先決條件。但是，中國在戰爭中，已長期失去生息喘氣的機會，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從事剿共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又持續數載，民窮財盡，筋疲力竭。

美援是當時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卻不是那麼說來即來。華盛頓夾帶著附帶條件，那就是：國民黨先要自助，著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運動，才肯慷慨解囊。

華盛頓的觀點，並不全錯，但也不全對，它不能用施捨的態度，無條件地送錢送槍送炮，希望每一分錢花下去，有一的錢的功效。然而，客觀事實是，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育，再猛的藥物針劑，短期間，亦無法使它恢復健康，進而生機勃勃。

至於陳伯達所說的“四大豪門”等等，和真實情況，並不全部符合。

誰當財政部長，誰也沒有辦法，唯有“憑了印刷機，把法幣象洪水似的天天氾濫出來”，應付急需。其後果是“一方面沖淡了人民原有幣值的購買力，一方面更以最強大的購買者資格，把都市的與農村的物資囊括而去，生活物價飛漲，幣值日降。”　＇5＇

漸漸地，靈符失靈，“舉國已成法幣世界，都市大宗買賣早用黃金美鈔計算，農村社會普遍以糧食作價格標準，偏僻地區又已恢復銀元往來，物物交換風行各處。”法幣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價值尺度的機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機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機能，失去貯藏手段的機能。”＇6＇換句話說，國府的財政經濟和軍事一樣，面臨崩潰的邊緣。

法幣既陷在解體的過程中，改革乃變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聲，甚至“改得好，當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讓人民能夠喘一口氣來。”＇7＇

改革早在醞釀，下決心見諸行動，卻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蔣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階經濟幕僚，頻頻舉行會議，京滬報紙盛傳，幣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後一天，蔣突飛上海，在滬舉行會議。八月十三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京前往牯嶺，晤蔣會談，於是訂名為經濟緊急處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蔣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佈幣改內容。第三天，蔣、翁（文灝）聯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滬銀、錢業，同日宣佈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二十一日，發表俞鴻鈞和蔣經國的新任命。行動迅速和敏捷，顯示政府的決心，非打贏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條文甚多，歸納起來，不外下列四大專案：（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圓為本位幣，十足準備發行金圓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兌己發行的法幣及東北流通券。（2）限期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與外匯，於九月三十日前，兌換金圓券（其後又將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嚴辦。（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4）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及國際開支。

緊急處分令，系總統根據憲法臨時條款所授的許可權，即西方所謂的Mandate，無需經過立法院的立法程式，和美國參議院在東京灣事件後透過的越戰授權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擲的決心，從八月二十日《中央日報》的一篇社論可以看出來。文章說：

“社會改革，就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數人的特權。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過去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把這個割盲腸的重任交給經國，任上海經濟督導員。蔣先生實在沒有別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於滿朝文武中，赤膽忠心。而經國自己也頗具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