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運”系統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後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系統各擁有佈局合理的糧倉。

（高榮盛）

【明】

明代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徵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後，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至二百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此數。主要徵自南直隸和浙江，約佔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系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後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隻，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徵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餘皆**。僱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餘隻，以資轉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歷經改革，在明代趨於完善，計有：

①支運法（即轉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推行。規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運四次。農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的比重約佔支運的四五成。

②兌運法。宣德五年陳■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運；河南於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於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民承擔。

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徵收，於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並行，其後兌運漸居優勢。

③改兌法（即長運法或直達法）。成化七年漕運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制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定漕糧全徵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制漕糧改折。只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徵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徵。由於漕政**，各級官府貪汙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民被金點應役，荒時廢業，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鬥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剋扣，不斷出現逃亡現象。

（鮑彥邦）

【清】

清代開鑿中運河，徹底結束借黃河行運時代，並建成黃、淮、運交匯樞紐，緩和河面比降，減輕濁流灌運，改善了漕運條件。

漕運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稱漕糧本、折三大綱）：正兌米，運京倉糧，定額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米，運通州倉糧，定額七十萬石；改徵，將漕糧改徵為其他品種；折徵，將漕糧折算成銀，價銀統歸地丁項內，上報戶部。此外又實行截漕（各地漕糧起運後，地方遇災，截留部分作為賑濟，或截一地漕糧運往另一地）和撥運（主要指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漕糧，撥充陵寢及駐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數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