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採用嚴厲的刑法整頓社會治安，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2月7日，陰曆除夕，文宗下旨，命令張亮基、潘鐸和曾國藩共同負責在湖南招募兵勇。

2月10日，大年初三，文宗再次頒旨，說自己在皇宮內日夜思考除莠安良的事情。他說，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為封疆大臣，只有剷除噁心，才能使人民不受傷害，讓地方得到安寧。瀏陽和攸縣等地的匪徒，只有總督和巡撫認真查辦，並與曾國藩一道，參照地方形勢統籌辦理，才能最終剿滅。

曾國藩接到諭旨，立即向湖南各個州縣發出號令，要求對土匪和逃勇格殺勿論。他自己在長沙招募勇丁，揭開了嚴厲打擊會黨和其他造反武裝的序幕。

凡是破壞社會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後，罪行一經查實，只有三種處理辦法：罪行嚴重的立即斬首，罪行較輕的用棍棒擊斃，罪行更輕的也要捱上千百鞭笞。

審案局打亂了原有的辦案程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縣立案，尚未就審，審案局聽說了，立即把他們提來，毫不拖延，訊問出了供詞，就立即正法。曾國藩不但要殺一般“惡民”，連貪贓枉法的官吏也不放過。

曾國藩認為自己為民除害，問心無愧，即使有人說他尚武，用刑嚴酷，缺少仁心，他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見，曾國藩在湖南能夠有所作為，首先是因為他採取的嚴厲措施，與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夠挾天子之威而雷厲風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撫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援，能夠放開手腳大幹。他藉助審案局辦案，把勢力範圍擴充套件到了全省。

曾國藩認為，在這次戰亂之前，人們過慣了太平日子，官場作風因循陳腐，官員們脫離了民眾，致使違法的人越來越多。於是，他命令長沙城編查保甲，管理好戶口人頭。他還親自給各個郡邑的官紳寫信，告訴他們，如果發現土匪行盜，只要寫密函報告省城，就可以拿出巡撫的令旗，就地正法。可以斬首，也可以用棍棒擊斃，用不著再給監獄添麻煩。

1853年，咸豐三年（7）

曾國藩致力於認真考察民間的利弊，改革賞罰制度。他在文章中引用岳飛所說的“不要錢，不怕死”，作為自己的誓言，使人們對他寄予厚望。

曾國藩善於用忠誠感召人心，每當有鄉下的學者來拜訪他，他都是和言細語，謙恭有禮。他會耐心地聽完對方陳述意見。如果提議可行，他就斟酌照辦。如果提議是他不能採納的，他也不會橫加指責。對於下層的來訪者，他也以禮相待。於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願意為他效力。他權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長，酌情使用，無論是聰明伶俐的才俊，還是忠厚謹慎的老實人，都能得到合適的位置，可謂人盡其才。

29

1853年，湖南沒有戰事，只有團練部隊進行小規模的綏靖行動。

湖南書生率領的勇丁，能征善戰，驍勇無畏，已經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視。於是，當戰火在湖北熊熊燃燒的時候，江忠源的楚軍又被派上了用場。

武昌失守後的種種情狀，由於路途不暢，經過一段時間，才為清廷所聞。文宗大為震怒，於2月3日下令逮捕徐廣縉問罪，任命張亮基代理湖廣總督，任命江蘇人潘鐸代理湖南巡撫，任命向榮為欽差大臣，統帥湖北的清軍。

為了防止太平軍北上，文宗又派大學士琦善為欽差大臣，帶領直隸提督陳金綬和內閣學士勝保，從河南出兵。武昌的東邊，則由兩江總督陸建瀛任欽差大臣，部署兵力，防守長江沿岸和安徽。

清廷很久沒有打過仗了，文官中很少有人懂得軍事。陸建瀛雖然在文章上有些聲望，但對帶兵打仗一竅不通。倉促間招募兵勇，還沒有集結。他先派三千軍士前往湖北黃州，在武穴老鼠峽紮營，自己率領松江營的兩千幾百名軍士溯江西上。

清軍已經有所部署，密切關注著洪秀全起義軍的動向。

洪秀全進入武昌之後，欣喜地看到自己已經擁有五十萬大軍，水師則集結了幾萬艘民船。他與楊秀清等人商議下一步怎麼辦。太平天國的王爺和將領們，大致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就在武昌建都，然後派兵向西北方向推進，取道襄樊，再向北挺進中原；另一種意見，則強調金陵是天府之地，財富豐饒，應該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再圖進取。

楊秀清力主向東進軍金陵，洪秀全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太平天國定下了東進的方針。

2月9日，太平軍放棄武昌，全軍分為水陸兩路，向東挺進，目標是攻佔安徽和金陵。輜重和婦幼，都乘船行進。萬舟啟航，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