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和海員以備戰爭的航海法被廢除；王室的各種“優惠待遇”到此結束。對比之下，防務費用保持在絕對的最低水平上，19世紀40年代平均一年約為1　500萬鎊，在較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過2　700萬鎊；可是在後一個時期，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共約10億鎊。的確，1815年以後50多年，武裝力量只花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3％，整個中央政府的費用遠不足10％。這個比率，比18世紀或20世紀的比率要小得多。這些數字對一個具有適度手段和野心的國家來說也是很低的。對一個設法“統治四海”並聲稱其巨大利益在於保持歐洲均勢的國家來說，這些數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規模，並不反映這個國家的戰鬥力，比如說像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那樣；它的放任主義的體制，連同一個日益脫離貿易和工業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機器，也不可能動員英國的資源去打一場全力以赴的戰爭而不引起大###。下面將會看到，即使是更有限的克里米亞戰爭，也嚴重地動搖它的制度，可是，那種暴露出來的現象所引起的擔心很快消失了。不但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人對干涉歐洲的軍事行動表現得比以往更不熱心，因為這種干涉總是代價高昂的，也許是不道德的；而且他們認為，1815年以後的60年，在歐洲大陸大國之間總的來說佔上風的平衡，使英國不必去全面地承擔義務。雖然它透過外交和調動海軍艦隊，的確力求影響歐洲邊緣要地（葡萄牙、比利時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政治事件，但它傾向於避開對其他地方的干涉。到了19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甚至克里米亞之戰也普遍地被視為一個錯誤。由於英國如此的缺乏意願和實力，在危急的1859年中，它對皮埃蒙特的命運並不起重要作用，它不同意帕麥斯頓和拉塞爾“插手”1864年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事件；當普魯士在1866年打敗奧地利，4年以後又打敗法國時，它也袖手旁觀。所以，看到英國的軍事實力反映於這個時期它的陸軍比較有節制地控制兵員（見表8）這一事實，就不會感到驚奇了。無論如何，沒有多少軍隊可以動員到歐洲戰場上去。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5）

表8。大國的兵員（1816—1880年）

甚至在歐洲以外英國優先部署其部隊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軍政官員，由於他們控制了廣袤的領土，也幾乎一直抱怨他們指揮的兵力不足。不管這個帝國在世界地圖上給人以多麼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員卻深知它是在慘淡經營。但這一切不過說明，到19世紀初期和中期，英國是另一種大國，它的影響不能用軍事霸權的傳統標準去衡量。它的強大，表現在其他某些領域，英國人認為它們遠比一支龐大而又花錢的常備陸軍更有價值。

其中第一個是海軍領域。當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個多世紀中，一般地說皇家海軍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力量。但是那種制海權常常要爭奪，特別是要與波旁家族諸強爭奪。特拉法爾加之戰後的80年，突出的特徵是，再也沒有任何國家或聯合起來的幾個國家，能夠嚴重地對英國的海上控制進行挑戰了。不錯，偶爾還有“恐”法病；海軍部也密切地注意著俄國的造船計劃和美國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動。但每一個這種可以覺察到的挑戰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國的海上力量發揮“比在以往諸海上帝國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廣泛的影響”（勞埃德教授之言）。儘管皇家海軍的數量在1815年以後穩步減少，但它的實際戰鬥力有時很可能與僅次於它的3支或4支海軍一樣強大。它的主要艦隊，至少在歐洲的邊緣，是歐洲政治的一個因素。為了保護葡萄牙君主國免遭國內外的危險，艦隊停泊在塔古斯河；它決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軍（在1816年對付阿爾及爾的海盜，1827年在納瓦里諾擊潰土耳其艦隊，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當“東方問題尖銳化”時，它就老謀深算地派艦隊停泊在達達尼爾海峽前。凡此種種都表現了英國的海上力量，這種力量雖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歐洲各國政府的心中仍佔有分量。在歐洲以外，較小的皇家海軍艦隊，甚或個別的戰艦進行所有的活動：鎮壓海盜，攔截販奴船隻，運送陸戰隊登陸，威懾從廣州到桑給巴爾的地方當權者。在那些地方，看來其影響甚至更是決定性的。

英國勢力的第二個重要的領域，表現在它的日益擴大的殖民地帝國上。在這方面，總的形勢又遠遠不像前兩個世紀那樣具有競爭性，那時英國不得不再三地為其帝國而同西班牙、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交戰。這時，除了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