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也是這個道理。”…；

“那您為什麼要發動兵諫呢？”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我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透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汙名，但不僅無法實現，而且率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後，兩次皆大敗。你知道，我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我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大煙、女人，我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蔣公和胡適先生那種水平；而且我對蔣公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鑄成大錯。”

“您這麼說太謙虛了吧？我記得您19歲就被任命為旅長；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發動西安事變那一年，您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公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沒有那個本事的。我還有另一個要命的東西，是我的東北人性格，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我這樣的知識水平，又有軍權，又加上魯莽性格，能幹出什麼好事來？唉。”

“您覺得，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要知道，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曆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不瞞你說，我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我告訴你一件事，其實在捕捉蔣公前的師軍長會議上，我宣佈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我當時回答，‘先捉了再說。’我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我這種人共事，做我長官頭痛，做我部下倒黴，結果就是害朋友，毀部屬。唉！”

“說您做事全無計劃，恐怕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文章也說，您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布黨，如今共有國際否決您入黨要求之檔案也已刊出，足見您與共布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

“我當時失去了地盤，沒有依託，迫切想要得到蘇聯之軍事援助，是以有如此之舉。現在思量起來，仍然好生後悔。”張學良嘆息道，“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公，我會槍斃了他，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公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公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公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先父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說，對於張將軍您這個人，大陸把您捧得太高，臺灣又把他貶得太低。臺灣把您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布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布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已經發生的歷史來看，似乎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

（四百二十四）保命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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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不好這樣假設的。　全文字無廣告　”張學良苦笑著說道。

“我認為，大陸把您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蔣公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公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後來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你說的是。”

張學良能夠覺察到這個“自己”的聲音裡透著難以言表的痛苦，不由得感到很是驚訝。

“是啊！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實在是在孤軍血戰。張將軍和楊將軍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樣的愛國，其實是害國。”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