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讓他們走向市裡WPA勞工新近修建起來的游泳池、高爾夫球場或網球場。據報告，1931～1932年間，女人對教堂工作的興趣達到了歷史新低，毫無疑問是由於來自職業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務的壓力，而期刊文學也反映了組織化基督教日漸衰落的聲望。即便是在教會力量集中的鄉村和小鎮，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漸衰微，隨著上教堂人數和捐款數量的不斷下降，處在社會力量漩渦中的宗教領袖，顯得茫無頭緒，迷惘而困惑。

1930～1940年間，全國的教會每1；000人中損失了23個成員，總虧損將近300萬。據1939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一半的人上教堂做禮拜的次數常常比他們的父母要少，超過父母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據說，從前的危機總是導致相反的作用，一份通俗新教雜誌的編輯發現，差異就潛藏在這樣一種相對較新的信念中：所謂的經濟法——不像自然法——都是人為的，因此能夠透過人的主動性、而不是透過祈禱和懺悔來加以克服。

虹←橋書←吧←BOOK。←

第49節：尋求保障的時代（6）

年輕人沒有受過多少舊時福音的薰陶，多半是最不虔誠的群體。儘管多數人依然保持著名義上的教會成員的身份，但積極關注或者認為宗教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有幫助的或者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的人不超過三分之一。1934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學低年級學生比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更傾向於信仰，而且，教員當中，名氣較小的科學家信仰宗教的更多——儘管物理學家和專業醫生之類的人（推測起來，他們對世道人心瞭解得最少）在宗教中所佔的數量比生物學家、社會科學家和心理學家更多。儘管這樣的資料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但它們卻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顯示了人們離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漸行漸遠。

作為一種內在經驗的宗教——美國長期守護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層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躍，比如在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林的著作中，他在愛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講座出版於1941年，作為《人的本性與命運》（The　Nature　ａｎｄ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這裡，他表達了一種有點陰鬱的觀點：人被夾在他的超自然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間，後者常常誘使他豎立“偶像”，比如嚴密的哲學體系或者讓人類種族變得完美的社會計劃。儘管尼布林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援自由主義理念，基本上，他講授的內容是（屬於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傳統，這一代知識分子透過卡爾？巴特的著作重新發現了這一傳統）：宗教信仰與理性毫無關係，也無需透過理性來證明；上帝存在，人與上帝的關係是生活中最確定的、最重要的事實，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樣子來想象他。在長期蕭條和挫折時期，宗教哲學往往會放大人的無助，向上帝尋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

在通俗層面上，宗教在一些暢銷作品中得到了表達，它們有：勞埃德？道格拉斯的那些富有靈感的小說，像《崇高的困惑》（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1929）和《綠光》（The　Green　Light，1935），以及諸如亨利？C。　林克的《迴歸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1936）這樣的作品，林克的著作試圖賦予人們以精神的目標，以對抗浸沒在環境大潮中的自私。一個美國人所珍愛的傳統就這樣被引入了一個蕭條和不穩定的時代。亨利？華萊士是一個涉獵廣泛的魯莽先知，他貢獻了一部《政治家與宗教》（Statesmanship　ａｎｄ　Religion，1934），而富蘭克林？D。　羅斯福的很多公開言論是圍繞作為實用基督教的人類尊嚴、友善和民主等話題。總統（他是個聖公會教徒）曾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場合激起了宗派主義者的對立。1939年12月24日，羅斯福宣佈了一個打破先例的任命，鋼鐵巨頭、新教聖公會俗士邁倫？C。　泰勒被任命為總統的私人特使，在戰爭的危機之下去梵蒂岡，這項任命在某些新教圈子中激起了一場風暴。

總的說來，宗派之爭似乎正在式微。1929年，公理會教徒與他們在基督教會的朋友們結合了起來。10年後，美以美會南、北分支之間內戰之前的老裂痕，透過這兩個分會與衛理公會新教一翼的聯合而消除了。1940年，美國歸正教會與北美福音宗教會議合併。1930年代晚期，聖公會和長老會的合併被提上議事日程，但來自一個陣營的高教會派和另一個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