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帝國提前衰亡。如同許多歷史學家所說，它的持久力是很不尋常的：在基督教改革運動、土耳其人和法國革命的衝擊下生存下來後，它證明還能度過1848—1849年的事件和1866年的戰敗，直到其最後階段，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峻形勢下，才最終垮臺。雖然它的弱點是明顯的，但也有實力。這個君主國不但獲得了德意志族臣民的效忠，而且也得到過非德意志國土的許多貴族和“受庇護的”家族的忠誠。比如說，與俄國及普魯士政府相比，它在波蘭的統治是相當寬厚的。此外，帝國複雜的、多民族的特點，再加上大量的地方爭端，使它能夠從中央進行一定程度的分而治之的統治，這可以從它謹慎地使用軍隊上看出：匈牙利部隊主要駐紮在義大利和奧地利，義大利部隊駐紮在匈牙利，一半的輕騎兵團駐於國外，等等。

最後，它具有一種其他大國——即使在與哈布斯堡帝國交戰時——不知道用什麼來取代的消極優勢。沙皇尼古拉一世可能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的要求不滿，但他十分願意出兵幫助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國可能搞陰謀把哈布斯堡人趕出義大利，但拿破崙三世也知道維也納可能是未來反對普魯士或俄國的有用的盟友；而俾斯麥雖然決意在德意志排除奧地利的影響，可是一旦哈布斯堡帝國在1866年投降，就熱衷於把它儲存下來。只要某種狀態依然存在，帝國就能倖存——當然是經過默許的。

儘管在拿破崙戰爭中失利，但在1815年以後的半個世紀裡，法國的地位在許多方面大大地優於普魯士或哈布斯堡帝國。它的國民收入要多得多，資本更容易取得；它的人口遠遠超過普魯士，比哈布斯堡帝國更具同質性；它能夠不太費勁地供養一支龐大的陸軍，還能維持一支相當大的海軍。可是，它在這裡被視為“中等大國”，完全是因為戰略、外交和經濟幾方面的情況合在一起，使法國不能集中其資源並在任何領域中取得決定性的領導地位。

1814和1815年在強權政治方面一個壓倒一切的事實是，其他大國已決心阻止法國在歐洲維持霸權的種種企圖。倫敦、維也納、柏林和彼得堡不但願意平息它們在其他糾紛（例如薩克森問題）中的爭吵，以便擊敗拿破崙的孤注一擲，而且它們還打算建立一個戰後體制，以便在將來封鎖法國進行擴張的傳統路線。這樣，當普魯士充當萊茵蘭的保護人時，奧地利加強了它在北義大利的地位；英國的勢力在伊比利亞半島得到了擴張；在這一切的背後則有一支龐大的俄國陸軍。為了保衛1815年協議，它隨時都會橫越歐洲。但結果是，各黨各派的大部分法國人可能力促採取一項“復興”政策，但效果顯然不可能很大。能取得的最佳結果是，一方面，法國作為歐洲協作體中一個平起平坐的夥伴的地位得到承認；另一方面，可與現存的列強一起，在鄰近區域恢復法國的政治勢力。可是，即使當法國人能夠，比如說，在伊比利亞半島取得與英國人平等的地位，並且重新在地中海東部發揮重要作用時，他們也不得不提防激起另一個反對他們的聯盟。在19世紀20和30年代，事情變得相當清楚，法國進入低地國家的任何行動，本能地會觸發一種強大得難以抗衡的英…普聯盟。

巴黎另一張可以打出的牌是與大國之一建立親密的關係，它可以被利用來達到法國的目的。由於其他國家之間潛在的對立，以及與法國結盟有巨大的利益（金錢、軍隊和武器），這是一個似乎有理的設想，可是它在三個方面有缺陷。首先，另一個強國完全可以利用法國更甚於法國利用它——如梅特涅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的作為那樣，當時他接受法國的建議，只是為了分化倫敦和巴黎。其次，這幾十年法國政體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在一個意識形態起很大作用的時期的對外關係。例如，隨著1830年法國革命的來臨，長期懷有的與俄國結盟的希望破滅了。最後，還存在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雖然有其他幾個強國在一定的時候願與法國合作，但在這個時期它們誰也不希望改變現狀：也就是說，它們只給法國外交友誼，而不給領土要求的承諾。直到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在法國之外才廣泛出現了要求重新劃定1815年邊界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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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與力量對比（11）

如果法國在對抗歐洲其餘部分時能像路易十四在其鼎盛時期，或像拿破崙在其鼎盛時期那樣強大，這些障礙也許會表現得不那麼可怕。但是事實是，法國在1815年以後並不是特別有實力的國家。也許多達150萬的法國人已死於1792—1815年的幾次戰爭，而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