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累進的收入和利潤稅的739再分配效果。

第三個模型——大多數是經濟學家構建的——也強調“國家”被私人利益所控制，但這種解釋是以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中強烈的新保守主義假定為基礎的。新保守主義敘述了在20世紀的美國“徵稅人”如何運用所得稅來建立國家，尤其是他們如何運用所得稅克服了美國人傳統上對納稅的反對。國家的代表以及它所服務的特定利益集團在取得對全美國的通訊工具的控制方面、在運用聯邦的權力挫敗或者鎮壓社會底層對國家的挑戰方面、在培養一班能夠設計效果難以察覺的稅收體制的專家方面取得了成功。以上均是反對者批評的焦點。這些觀點的支持者則認為，授權徵收所得稅的憲法第十六修正案是特殊利益集團使聯邦政府能夠為逐漸增加的軍費開支和社會福利計劃籌資的一個工具。

第四個模型最恰當的名稱是“多元論者”。像累進論者、公司論者和新保守主義者的解釋一樣，多元論者的模型強調的是經濟利益集團的政治力量。多元論者認為，這些集團透過循序漸進地塑造立法的過程創造了由特別計劃、優先稅收比率和“稅收開支”組成的複雜的網路。但是，與公司論者和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相反，多元論者將政治過程中勝利者的範圍擴大到了中產階級集團。在稅收政策方面，多元論者認為國家層面上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實質上對窮人免稅，對廣大中產階級以穩定的稅率徵稅，對富人以隨政治和意識形態而變化的變動稅率徵稅”的稅收體系。兩位政治學家清楚地闡明瞭多元論者所發現的推動這一漸進過程的力量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配：“就像波戈（Pogo）所說的那樣，我們——廣大的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