澇繚�1974年以前就已經很清晰了，而且在里根總統對托拉斯發出最後通牒之前，知名的政府經濟學家和律師早就對此有所批評。　1981年，里根總統任命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出任反托拉斯局局長，任命詹姆斯·C·米勒三世（James　）領導FTC，此後，上述三個案子最終得以結案。以他對自由市場的偏好為基礎，巴克斯特成功地迫使AT&T進行剝離，以創造一個更有效率、更富競爭性的長途電話市場。

關於兼併的所有政策也遵循了同樣的路線。1968年，司法部頒佈了以產業集中率為基礎的橫向兼併指導方針。當時，FTC建立了一個兼併前進行通報的報告體制。1976年，國會頒佈的立法——《哈特斯科特羅蒂諾法》（Hart　Scott　Rodino　Act）——正式確立了這一報告體制的法律地位。由於有了預先的通知，政府就可以在複雜的兼併完成之前更容易地要求對反競爭的資產進行限制性的剝奪。1982年，威廉·巴克斯特再次修訂了兼併指導方針，在市場份額、進入壁壘、技術革新和產業增長率方面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

在反托拉斯行為、尤其是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支援下的反托拉斯行為方面，聯邦政策經歷了更劇烈的變革。在卡特時代（1977—1981年），FTC由於其主席邁克爾·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的激進行為而受到了嚴厲的批評。珀楚克承認，FTC的任務是用“反托拉斯法確保一個沒有經濟和政治強權的民主社會，確保社會的多樣性和創新能力”，這與美國社會向更自由的市場體制邁進的步伐似乎不太一致。當FTC準備頒佈法規限制兒童電視節目中的廣告內容時，它甚至被《華盛頓郵報》奚落為“國家的保姆”。里根總統任命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詹姆斯·　C·米勒三世取代珀楚克後，FTC大大削減了它的激進行動計劃，取消了對方便食品的訴訟，用米勒的話來說，回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所闡明的原則”。FTC的人員規模也從1977年的約1　600人減少到1990年的700人。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航空（5）

20世紀80年代向管制下的競爭的轉變

放松管制作為縮減聯邦政府作用的一部分，是羅納德·里根的競選綱領中的一個主要內容。1981年，里根的班子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著手處理環境保護和核能、消費品和職業衛生與安全、農業、廣播、有線電視以及金融服務中的管制問題。當選後不久，里根任命的管理和預算局局長戴維·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就要求採取“重大的取消管制行動”以恢復經濟信心。里根總統立即凍結了所有懸而未決的管制條例，削減了管制預算，並任命副總統喬治·布什為放松管制特別工作組主席。他任命了許多支援放松管制的人來領導經濟顧問委員會、聯邦通訊委員會、貨幣監理署、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OSHA、環境保護署和內務部。

這些行動一開始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管制方面的開支下降了3％（實際值），聯邦管制機構的人員也從119　000人減少到101　000人。產業特殊管制被削減了超過1/3，EPA、OHSA、CPSC的執行預算也大大減少了。　［67］　但是，除了削減政府的繁文縟節以及一些對經濟業務尤其不利的衛生和安全方面的管制之外，里根政府並沒有一個如何改變管制或者如何替代管制的全面計劃。事實上，政府僅僅成功地在兩個行動中放鬆了管制——1984年災難性的《加恩聖傑曼銀行法》和《有線電視法》。與普遍相信的情況相反的是，其他所有重要的放松管制的立法其實是在1977—1981年卡特時代就已經頒佈了。

1982年和1983年，里根政府的宏觀經濟計劃的失效，損害了其在國會立法上的影響力，從而使放松管制的推動力開始減退了。EPA的官員和內務部部長卷入其中的醜聞傷害了公眾對放松管制的支援，也使得支援社會管制的公共利益集團重新振作起來。到1984年末，華盛頓內部小心地承認，放松管制的努力結束了——或者說放松管制至少是被可以稱為“管制下的競爭”的措施替代了。在里根的第二個任期內，聯邦管制人員人數又增加到了107　000人，而以實際值計算的預算增加了18％，其中預算增加最多的是環境保護、銀行和融資方面的管制（見表）。

管制改革的政策重心不再是取消政府控制，而是向市場導向的行政控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