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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中國的靈魂記錄者們很少面對這樣的事實。對暫時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漢語作家來說，快樂大本營氛圍下的輓歌和塵世記憶是不合適宜、不識時務的，但對野夫來說，即使社會真的繁榮、中國真的崛起，他個人也有權利表達。儘管野夫是給朋友們中帶來笑聲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絕，但野夫絕不奉迎這個時代，相反，野夫表達了一種中國人的存在主義，這是屈原、李杜、蘇東坡、曹雪芹、魯迅以來的語言抗爭和文字見證。

野夫表達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義上的捫心：“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難。”所以野夫會寫輓歌，會為他親歷親聞的民胞物與作下忠實而不朽的記錄。野夫表達的是托爾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罷！”是審問意義上的尼采、布萊希特、帕斯捷爾納克。尼采開宗明義表達說，他要談論的是即將到來，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來的事物：虛無主義的降臨。布萊希特在《致後代人》詩中開篇即說：的確，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帕斯捷爾納克則借耶穌之口同樣堅信，“三天後，我將復活”：所有的時代將從黑暗中湧出，像木排，像商隊的木船，依次湧來，接受我的審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麼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線，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他的輓歌寫作，顯然既是哀輓，又是審判，因為漢語借他之手顯現了人性的最高價值和最終歸宿，漢語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如同網路讀者們明見的，野夫“組織後的命運”一類文字，既不像論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經典的聲討書

這也是野夫的散文難以在漢語散文中歸類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於當代那些寫歷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們，後者多在經濟理性的懷抱中無能自覺。散文的野夫不同於五四新文學先賢，後者太自信了，他們的使命也太明確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於唐宋八大家，後者即使有道統自覺、也為道統所統一了，何況他們仍屬於士大夫階層。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聖賢和才子們相提並論，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說將野夫攀附之嫌。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個極度犬儒化的社會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會有靈魂跟靈魂對話，甚至有精神向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精神致意。的確，在野夫最尋常的句子裡，我們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認知、人格的自我期許，他早已越過了鄉愿犬儒之輩，而跟歷史上那些巨大的靈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領域選擇了自己的家族，這是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湯顯祖、徐文長以來的“神聖家族”。他也確實以自身的努力成為這個家族的一員。

同樣，我們需要切記的是，野夫只是一個當代中國眼裡的浪子，是一個熱愛生活的邊緣人。一如所有那些為文明紀念的聖賢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紀念那種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聖家族的成員，在其生活的時代環境裡，都是流俗眼裡的尋常者、邊緣者、失意者、偏執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懷疑自己，“這些蒼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載那無數的往事？”而僅僅念及他的親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塵世那一點點虛妄的自足”。因此他的輓歌是招魂，招親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訴說自己的心靈。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貴族的真誠揭露了這種人與文字合謀的假象，他公開地、淋漓地訴說自己的內心感受，他生活在貴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樣有著不容玷汙的心靈高貴和美，他是我們民族歷史裡第一個訴說自己心靈史的人。”野夫出身於土家貴族之後，他像屈原一樣傷感。屈原的憂患大成是《離騷》，輓歌則是野夫的《離騷》。

八．

但野夫並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傳達了一種心智開放的極致，在情感、審美、歷史之外，野夫還表達了一種力行的精神，一種兼愛意志。在野夫散文裡有高貴在。輓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謂長歌當哭，但野夫是精煉的、本分的，他對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