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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鋪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視窗吹口哨,與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兒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兒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1歲半。他們17歲的大哥納賽爾(Nasel)由於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AL AMAR CAMP難民營,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隻小黃狗。Nafy說,她21歲的兒子1990年12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燬。據她說3年來以軍在這帶已拆毀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難民營53歲的Muhanmed Yosef由於他十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並被沒收了身份證。由於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AL AMAR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透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莊的。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於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照相。
下午三點鐘,當我們準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輛計程車。因為四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掛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計程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掛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於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於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坦計程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Al Ram,在那裡可以找到黃牌出租。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12小時後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警”,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裡並不奇怪。
傍晚,我們終於回到耶路撒冷,在東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們獲知以政府今天又關閉了兩家設在西岸的阿拉伯記者辦事處,它們是JinJin的Hitteen Press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Muhamad Amireh 辦事處(Hiheen Press Office in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擔心今天下午幫我們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記者,也許她的辦公室將列在明天的名單上。
十九、坦克,進攻!
從我踏上以色列國土之時起,一位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本—阿巴(Irit Ben-aba)小姐就無時無處不在關心著我。據介紹,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中國處的負責人。2月1日,我剛住進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她的電話就追進了我的“戰地指揮所”。本—阿巴建議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為特拉維夫“天天都受‘飛毛腿’攻擊,太危險了。”我只是禮貌地謝絕,告訴她我是攝影師,來這裡的唯一目的是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只要特拉維夫還有一個人,我就會堅持下去。
以後每天晚上,我都會接到本—阿巴的電話,一直到我在特拉維夫堅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過春節的邀請,可我還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欽佩猶太人的聰明、禮貌、勤勞和民族意識,可諸如“摩加迪沙”行動、“巴比倫襲擊”之類的流血,卻讓我總把以色列同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聯在一起。在中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