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活力。

但情況在胡佛總統手裡發生了變化，早在1921年經濟崩潰的時候，作為商業部長的胡佛就提出了政府限制企業解僱工人的降低工資的建議。美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於戰爭需要，對國家經濟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預，一戰時期美國經濟的繁榮讓很多政府官員都從干預經濟中嚐到了甜頭，因此這個想法立即在政府內部取得了多數支援。但在這個政策還沒有全面實施的時候，危機已經結束了。

柯立芝當上總統以後，胡佛繼續向他推銷自己的觀點，都是加強對經濟干預的建議。這些建議當然不會被柯立芝接受。柯立芝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六年的時間裡，這個人總是給我一些不誠懇的建議——每一條都很糟糕。”

到了1929年，胡佛自己就是總統，沒有什麼再能阻止他執行干預主義的政策了。

胡佛干預主義思想的來源，跟當時的勞工運動有很大的關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僱傭工人也越來越重視維護自己的權益。以1886年5月1日由美國勞工聯盟組織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五一大罷工”為標誌，美國勞工運動進入高潮。八小時工作制和“五一”勞動節也都起源於此。由於美國政府對待勞工運動的態度比歐洲各國更加開明，勞工的權益因此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明顯高於歐洲各國。

維護勞動人民的合法權益，這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和進步的。但工資水平的高低並不是衡量勞動人民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保護的唯一標準。如果較低的工資水平是由暴力或者壟斷造成的，比如幾個壟斷企業聯合起來壓低工資標準，或者利益集團聯合政府打擊勞工維護合法權益的行動，這就是對勞工權益的侵犯。但如果較低的工資標準是由經濟蕭條、企業利潤普遍下滑引起的，這個時候強制維護高工資就會導致企業破產和更多的工人失業。

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並未認真考慮這兩者的區別。兩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美國的平均工資水平明顯高於歐洲各國，同時美國的經濟增長也明顯快於歐洲各國。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正是高工資推動了美國經濟快速增長。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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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節：第五章：誰是大崩潰的罪魁禍首？（4）

如果所有的企業給工人發高工資，工人手裡的錢多了，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提高，企業的產品也就會暢銷。企業的利潤增加，就會有更多的錢給工人發工資，或者僱傭更多的工人。這樣就形成了經濟良性迴圈。反之，如果公司壓低工人的工資，或者解僱工人，工人的消費就會減少，公司的產品就賣不出去。企業利潤就會減少，這就會讓經濟陷入惡性迴圈。所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秘訣就在於保持高工資。

這確實是一副激動人心的圖畫——企業家拿出更多的錢給工人發工資，結果卻讓自己的利潤增加。這即符合經濟法則，又符合“幫助他人也就是幫助自己”的道德法則。經濟學家們就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興奮，他們把這種“高工資—高增長”的經濟模式稱為“新經濟”，以區別於歐洲大陸的傳統經濟模式。在新經濟理論中，經濟的增長和全體人民收入的提高是完全一致的，難怪胡佛會宣稱美國人即將永久性的消滅貧困。

胡佛是“新經濟”理論的信徒。他在1926年的一次演講中講到：

“以前，為了自己的利益，僱主並不考慮人們的感受，利用失業和移民的機會來降低工資水平。這被看成是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的手段。但是，我們已經走在通向新觀念的道路上。現代大生產的核心是高工資和低物價，因為生產需要不斷擴大的消費來支撐。而這隻有透過高工資帶來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來實現。”

在胡佛看來，既然維護較高的工資水平即符合社會正義，又符合經濟增長的要求，那麼解僱工人和降低工資則當然是邪惡的、對經濟有害的。因此，當股市崩盤，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候，他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始終堅持的自由放任的政策，祭出了干預主義的大旗。

公平的說，胡佛稱為美國曆史上執行干預主義的第一位總統，既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歷史的因素。雖然以前的美國總統都奉行不干預主義，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幹預經濟的程度確實是在不斷加深的，並非是胡佛一躍而就。每當遇到戰爭、災難或者經濟危機的時候，市場經濟的某些職能就會失靈，政府就會行動起來進入一些原本應該由市場力量支配的領域。但是，當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