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武昌起義許多天以前，漢口俄國租界當局就偵騎四出，“大力協助中國警方搜尋革命黨”，積極向當地清政府提供線索，“以便逮捕那些有從事革命活動嫌疑的分子”。

武昌起義爆發後，沙俄最初估計它只是地方性的動亂，認為清軍極可能“成功地將起事者鎮壓下去”，悍然拒絕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直到革命軍連勝清軍後，俄國總領事才不得不於１０月１８日宣佈“恪守中立”。儘管如此，沙俄並沒有絲毫改變敵視中國革命的立場。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親自致函陸軍部，迫不及待地要求馬上增派幾個步兵連前往漢口“捍衛”俄國的“重大利益”。然而在沙俄的侵略計劃中，增兵漢口畢竟只佔次要地位。與此同時，沙皇政府正策劃一項更重大的行動——聯合日本對辛亥革命進行大規模干涉。當時由於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在干涉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有明顯分歧，沙俄的這一個計劃才落空了。

日本乘機擴大侵華的圖謀，主要由於列強之間的互相牽制，沒有如願以償。美國一開始就防範日本在中國採取單獨行動。英國不接受日本要求兩國合作共同維護清朝統治的建議，認為關於中國政體問題，不宜從外部進行干涉。日本政府顧慮歐美列強的態度，沒有敢於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在行動上顯得躊躇不決，搖擺不定，遭到國內一部分人的不滿。日本“大陸擴張論”者、軍部中的野心分子要求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頻繁抨擊西園寺內閣的外交政策；國會中的反對派指責政府在大好形勢面前優柔寡斷，坐失良機；輿論界認為把制訂對華政策的領導權委託給英國人是“不安全的”，日本應該保持主動獨立的精神。報刊上還發表對袁世凱的攻擊性言論。

西園寺內閣鑑於日英同盟受到非難，日俄合作的聲浪又日趨高漲，於1912年初，調整有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一、在繼續維護日英同盟的同時，加強同俄國的合作，趁俄國策動外蒙“自治”的機會，在內蒙伸展勢力；二、透過各種渠道進行侵略活動，並積極向長江流域擴張。此外，軍部中的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網羅清朝親貴和內蒙古王公，搞起了所謂“滿@蒙@獨立運動”。

於是，東北的實際控制著徐天寶也成了列強爭相拉攏的物件。但是各國列強拉攏徐天寶的目的卻又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

對於美國，在塔夫脫總統資本輸出的金元外交下，好不容易透過徐天寶這個代理人將美國資本變相輸入了東北，自然希望徐天寶能給東北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局面。美國是不願意看到日本、沙俄的勢力在東北得到加強的。所以，在一般美國大資本家大財團的幫助下，塔夫脫總統明確表態支援徐天寶。

對於德國，威廉二世希望中國能牽制更多的沙俄軍隊，以減輕自己在東線的軍士壓力，所以他也是力挺徐天寶的。

對於英國、法國，情況有點特殊，由英俄條約、法俄同盟組成的三國同盟之中，英國、法國反倒希望俄國人在遠東碰釘子。理由是如果俄國人在遠東擴張受阻，就有可能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東歐來，給德國人施加壓力，以減輕英國和法國的負擔。在這個邏輯下，英國人和法國人同樣支援徐天寶。

各國列強已經基本表態，袁世凱方面的東北都督的聖旨也已經送到，現在就看徐天寶的態度了。

201列強的威脅

話說英法美德日俄在瀋陽都設有領事館，這些領事們各個夾著檔案前來東北大都督府約見徐天寶。熊希齡和郭松齡一文一武作為徐天寶的全權代理，接待了這些領事、專使。

常駐在北京的英籍海關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首先開門見山的說道：“我是來接受東北三省和熱河的海關、郵政收入的，請你們將這些錢全部存入天津滙豐銀行。”

熊希齡笑著答道：“對不起，我沒有接到我們大都督關於交割稅款的任何命令。”

安格聯說道：“不管是北京政府，還是南方所謂革命軍政府，都已經與我完成了交割手續，現在就剩你們了。我國政府對徐都督擅自截留應該支付給我國的賠款一事表示很不滿意，這將對我國承認你們的政權為交戰團體很不利。”

熊希齡又笑了，說道：“第一，我們既然革命了，貴國與滿清朝廷達成的協議，對於我們沒有任何約束力；第二，我們與南方革命黨不是一路人，我們不收南京臨時政府管轄，與各地軍政府也沒有隸屬關係，所以貴方與他們達成的協議一樣對我們沒有任何約束力。”

帝國主義者從灤州的“兵變”中敏銳地感到清朝統治中心附近局勢不穩，便立即採取了維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