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行路要端詳。

這是要求部隊在行軍宿營時不要侵犯了百姓的利益。曾國藩要求部隊紮營都住自己的帳篷，不要進佔城市的店鋪，不要進駐鄉間的村莊。不要高聲喧譁，不要推開擋道的路人。扯菜喝茶都要付錢，更不能強迫百姓來搞搬運。

對於拉夫這一條，曾國藩特別叮囑軍士們切不可為。他說，你把別人家的男人拉走了，一家人都會哭哭啼啼，母親哭兒子，妻子哭丈夫，眼淚都會哭幹。而地保也會趁機從中敲詐錢財，把任務分派到各團和各都，有人派人，無人派錢，沒錢就把騾馬和豬都牽走，鬧得雞犬不寧。曾國藩誇張地說，這樣一鬧，連水塘的魚也會嚇死幾條。

第三號令要嚴明。

最後這一條，是要求軍士們遵守與百姓有關的紀律。他禁止軍士隨便出營，因為出營就會學壞，就會為害百姓。軍士無事出營，不是訛詐錢財，就是調戲婦女，或者邀集流氓地痞去喝酒。喝醉了碰到百姓就打，遇到店家就發火。百姓出了血吃了虧，還不敢聲張，又怕軍爺不高興，趕緊拿錢去賠罪。

為了百姓能夠安寧，曾國藩要求湘軍軍士服從號令。陸軍不許出營，水師不許上岸。在家做良民，從軍當好兵。他說，不搶不淫，是官軍與賊匪的根本區別。如果官軍也淫搶，就跟賊匪沒有兩樣。這種醜名聲傳了出去，百姓會心酸，上級會皺眉。上司不發軍餉，百姓不賣米鹽，湘軍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愛民的軍隊大家都喜歡，擾民的軍隊人人都討厭。軍民如一家，不可欺負他。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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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冬天，湘軍陣營裡又發生了一件歷史性的大事。安徽廬州人李鴻章加盟湘軍，為湘軍今後的發展和延續，埋下了一個重要的伏筆。

李鴻章一生中最為慶幸的一件事情，也許就是他在1845年初次會試落榜後，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的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1858年，咸豐八年（17）

曾國藩當時身患肺病，居住在北京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人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一條“經濟”，也就是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李鴻章與曾國藩朝夕相處，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和帥遠鐸等人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

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以後，曾國藩在家鄉奉旨辦團練，李鴻章也於1853年跟隨呂賢基回鄉辦團練。曾國藩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函告李鴻章，對這位弟子寄予殷切的期望。

1857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李鴻章結束了為時五年的團練軍事活動。

李鴻章在本年攜帶家眷逃到南昌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冬天，他本人投奔曾國藩設在建昌的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這一年，李鴻章三十五歲，處於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

時值李續賓三河戰敗之後，湘軍急需補充人才。曾國藩對於李鴻章入營襄助，是非常歡迎的。但他深知這個安徽弟子自恃才高，年輕氣盛，鋒芒畢露，遇事沉不住氣，真要獨當一面，需要經過一番磨礪。

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湘軍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和李續宜等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國藩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

李鴻章愛睡懶覺，曾國藩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才肯用餐，便逼著李鴻章起早床。李鴻章好講虛誇大言，譁眾取寵，曾國藩多次正言告誡：待人惟一個“誠”字。

每當遇到困難挫折，曾國藩大談“挺經”。

曾國藩如此苦心孤詣，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在潛移默化。他自己說，他追隨過許多老師，但沒有一位老師能像這個老頭子如此善於教誨，隨時隨地，針對每一件事，都有所指示。他還說，從前輔佐過一些大帥，茫然不知方向，到了曾國藩這裡，猶如得到了指南針，獲益匪淺。

曾國藩這個預言家，對李鴻章給予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