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與其他租界相比，可以說是藏汙納垢最為嚴重的角落，主要表現在煙、賭、娼三個方面，其中又以煙為最。

在日租界經營鴉片煙以德義樓、樂利旅館、新旅社和息遊別墅四家旅館最為出名。

德義樓設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南側，該旅館200多間房屋除留少數招待旅客食宿外，餘者均租給煙土行開設煙館。

每年內地及印度所產煙土運至天津後，都集中在德義樓，由德義樓再分撥各行。日租界當局不僅從販賣鴉片中牟取厚利，而且還公然包庇，甚至參與鴉片運送，因此使日租界成為販運鴉片的主要基地。

1924年後負責向日租界包運鴉片的是日本警察署司法副巡長徐德溥，徐以職權派警察沿途及德義樓附近值崗，警察可以從中大撈好處

。徐德溥為運送煙土方便起見，還特地在日租界扶桑街裕德里口開設了光裕汽車行，名為出租汽車，實為為運送煙土而開。

日租界當局對德義樓以房租形式加收公益費，每年可達50多萬元，這樣煙土行和煙館就得到了日租界當局的公開保護。

其他旅館，如樂利旅館有煙土行40多家，息遊別墅有煙土行30多家，新旅社有煙土行70多家。各旅館的煙土行、煙館都以德義樓為例向日租界當局繳納公益費，因而受到日租界當局的保護。

當時的日租界的各個角落，差不多每隔不遠就有一家煙館，都是在日本警察署包庇下開設的，巡捕們可以從中勒索錢財。

日租界除允許公開銷售和吸食鴉片外，還大量製造各種高含量的毒品。

製造毒品最初以日租界幾家最老的日商藥房為首，如松木盛大藥房、丸二兄弟大藥房、楠德義大藥房等。

這些藥房掌握著製造毒品不可缺少的“以達”藥品。凡製造毒品者，均須向這些藥房購買此藥。

這些藥房製造毒品情況除日本警察署中少數高階日本人知道外，中國巡捕均不敢過問。

除上述幾家外。經營毒品的日本藥房還有天順堂、天喜堂、須田藥房、畤田藥房、金山藥房等，一些日本洋行也經銷毒品。

此外。經銷毒品的日商還找一些生活困難的朝鮮浪人，在南市“三不管”及三義莊一帶開設白麵館，毒害中國人民。

這些朝鮮浪人販毒必須經日本領事館批准，有時還由領事館直接配給毒品。在天津日租界當局的包庇縱容下，毒品從天津擴散到整個華北。

除販毒製毒外，在日租界中華茶園、東方飯店等處設有許多賭局，這些賭局的賭頭是李明德和方明二人。

以後又有劉寶珍在日租界與中國地交界的的榮街北口隆興裡開設了寶局，另外青幫頭子袁文會也在日租界大開賭場。

賭場花錢買通日本人。公開日夜聚賭，成為殺人不見血的魔窟。

1931年後，住在日租界蓬萊裡的上海人任渭漁在秋山街新街裡開設花會賭局，每天下午開筒，後來發展為新老兩筒。

此賭很快便遍及天津城廂各個角落，並傳播到楊村、北倉、塘沽等地。這種賭博坑人最甚，在日租界當局庇護下，盛行無阻。

妓院多，是日租界的另一“特色”。當時日租界旭街蘆莊子一帶街道兩旁有很多妓院，如裕德里、忠孝裡、旭日裡、東昇裡等。後來又逐漸發展到新旅社以及中華、同慶兩茶園附近的中日界交界處。

另外中原公司附近的盛德里、富貴衚衕等處也有不少妓院，還有日本藝妓館和朝鮮妓女館，四面鐘一帶還有暗娼。

這些落子館由地痞流氓把持。託庇於日本警察署的保護，在營業同時大放“窯賬”，重利盤剝妓女以及下層勞動者，日本警察署從中大獲漁利。

日本在侵華過程中，不斷派遣間諜從事諜報活動。甲午戰爭前後，其焦點集中在遼東半島、渤海灣沿岸和上海等地，其戰略目標是調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區之兵要地誌與備戰情報，為日軍的軍事行動提供服務。

當時，陸軍參謀本部派駐天津的諜報負責人為陸軍大尉世良田。其公開身份是領事館武官，領導幾名大陸浪人為其進行調查活動。

日本間諜原田俊三郎正擔任天津巡警總局顧問。如此。天津便成為日俄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情報活動的中心之一。

戴笠讓聞昊注意這個叫原田俊三朗的日本人，他利用了天津巡警部局顧問的有利條件。趁機在天津接觸一些高管，用來收買那些貪官，用來獵取中國在東北，華北情報。

那些經營黃，毒，賭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