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了西方盟國的入侵。丘吉爾還曾講過，“把布林什維克主義掐死在搖籃裡”。這讓蘇聯不僅感到自身的弱小與不安全，還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成不可靠的盟友。於是，戰後在國土周邊國家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便成為蘇聯的根本國策之一。

在蘇聯紅軍佔領了波蘭戰前的全部領土後，1945年1月，作為波蘭的臨時政府，親蘇的盧布林委員會宣告成立。“二戰”結束後的兩年裡，社會主義迅速成為11個國家的政體形式，所轄人口超過1億，這些國家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三國（均被蘇聯直接吞併）、波蘭、德國東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它們都變成了保障蘇聯國土安全的勢力範圍。

1944年4月20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召見美國大使哈里曼時表示，蘇聯政府雖然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有不同看法，並對一系列問題持反對意見，但仍同意派出蘇聯專家在華盛頓同美國繼續討論。蘇聯政府認為，美國將在戰後利用這兩個機構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控制和滲透，更擔心“基金”關於取消貨幣管制、固定盧布匯價及交流經濟資訊的規定會有損蘇聯的國家主權。

最能表明蘇聯態度的是斯大林評價丘吉爾的一段話。1945年11月9日正值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丘吉爾藉機向斯大林發表講話，將斯大林恭維成一個真正的偉人和蘇聯之父。當時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便讓蘇聯共產黨黨報《真理報》將丘吉爾的講話全文發表。第二天，斯大林看到這段講話後寫信給他們說：“丘吉爾的談話，對於俄羅斯和斯大林充滿溢美之詞，我認為將它發表出來是一個錯誤，這種讚美對於丘吉爾是必要的，那是為了撫慰他那骯髒的良心，掩飾他與蘇聯的敵對關係；特別是掩蓋這個事實，即丘吉爾和他在工黨裡頭的信徒是反對蘇聯的英、美、法集團的組織者……發表這個談話，我們就幫了這些紳士們的忙……我們現在有很多身居要職的工作人員對丘吉爾、杜魯門和伯恩索夫的這種讚揚感到傻乎乎的狂喜。在另一方面，卻又對這些紳士說出的不利的話感到沮喪。我認為這些情緒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使我們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出一種諂媚。假如將來我們再發表這種類似的談話，我們將灌輸這樣一種諂媚和奴顏婢膝的思想。我且不說蘇聯領導人不需要外國領導人的這種讚美，就我個人來說，這種讚美也是很刺耳的。”

由此看來，斯大林的蘇聯政府一直都對來自西方的任何表面工作都保持著警惕和防備，絕不願意成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權的附庸，蘇聯經濟亦不需要藉助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幫助。結果，儘管蘇聯牽強在“佈雷頓森林協定”簽了字，但卻於1945年12月29日拒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佈退出佈雷頓森林體系。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未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這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194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蘇聯代表指責說：“佈雷頓森林機構只不過是‘華爾街的分店’，世行從屬於政治目的，這讓它成為了一個大國的工具。”這個“大國”指的就是美國。

但斯大林的決定卻成為美國發動冷戰的藉口。就像美國駐蘇首任大使布利特所說的，“蘇聯每一次向另一個地方或國家擴張其勢力，美國和英國就失去了另一個正常的市場”。美國不能允許這個世界出現第二個擁有經濟主導權的國家。英國是這樣，蘇聯也不例外。

冷戰，妖魔化桀驁不馴的蘇聯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坎南從莫斯科給美國政府發出著名的八千多字的“長電報”，正式宣稱蘇聯業已成為美國的敵人，建議美國“對蘇聯的擴張傾向加以長期的、耐心而堅定的、警惕的遏制”。緊接著丘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敦城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宣告冷戰的開始。他在公眾面前將蘇聯妖魔化成一個富有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呼籲英美聯手遏制蘇聯對歐美的擴張與顛覆。

在“二戰”結束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曾提出過徹底解決德國問題的摩根索計劃”，其主要內容是：將德國分割為南北兩個國家。在經濟上摧毀德國的全部工業，讓德國成為歐洲的農牧區。凡和戰爭相關計程車兵、工商業者和平民，無須經過軍事法庭審判而直接處決，也就是消滅德國一半的人口。將一部分剩下的德國人移民到北美、南美和澳洲，將德國人口控制在2000萬人以下。現在，由於蘇聯的不服管教，美國開始著手復興並控制歐洲經濟，尤其要放手讓德國發展經濟，重整軍備來遏制蘇聯。

其實當時的蘇聯在“二戰”中早